已是3月底，蚂蚁河还结着大片冰凌。从黑龙江省尚志市一路向东，开车半小时左右，就到了元宝村。

　　在70多年前周立波的名著《暴风骤雨》里，这旮叫“元茂屯”，还有个不雅的诨号——“光腚屯”。村子穷，“赵光腚”们全家没一件完整衣衫，“冬天除了抱柴、挑水、做饭外，一家三口都不下炕”。

　　这并非小说虚构，而是史实。1946年，土改工作队来元宝村，见到的是“穿着露肉的裤子，披着麻布片的男人和女人”。那时，屯子的土地90%以上属于“日本开拓团”和地主豪绅，农民一年苦到头，还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经过3次分地，元宝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村民成了土地的主人，生产资料也进行了合理分配。大伙肚子能吃饱，手里多少有了点儿余钱。

　　1950年5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记录了土改4年后的情况：“元宝村的农民，去年冬天百分之六十穿上了新棉衣。”这在70多年前，可是相当不容易。

　　眼前这村子，哪还有半点当年的模样？远山如黛，大道宽广，一排六七层的连片居民楼齐齐整整；往南，几排粉顶黄墙的二层小别墅挺雅致；再南边，是一溜儿城郊常见的蓝色棚顶厂房。村委会院子外的牌坊上有几个大字：“中国土改文化第一村”。

　　进村四处打量，记者心里嘀咕：除了驾着农机翻地的三两农民，道上为啥不见人影？

　　“可不没人呗，4月底才春播，这会儿都搁厂里干活呢。”元宝村村主任施永平乐了。

　　果然，金雪莲笔业公司，村集体投资1000多万元建的厂房，六七十个工人在车间忙着，碳化、压板、制板、黏合、筛选、上漆……

　　这又是一段历史。

　　土地改革挖了穷根，元宝村人像其他东北农民一样翻了身。但改革开放初期，元宝村仍是“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三靠村”，背着27万元外债。村子真正富起来，是1980年张宝金当上支书后。

　　张宝金是个能人。这个山东来的“小裁缝”，当支书前就因科学生产出了名：村里7个小队，他当队长的四队一年交的征购粮，比其他6个加起来还多！1985年，张宝金去南方考察，回来跟支部的人合计：咱得响应号召，搞村办企业。他拿出自家积蓄1.3万元，村里党员有的卖牲口，有的扣下孩子结婚钱，还有的挤出口粮……党员们凑出3.7万元，作为村办企业的启动资金。

　　40多年间，元宝村人办砖窑、造木器、做筷子、制铅笔，摔过跟头，受过坑骗，最终迎着市场经济大潮站稳了。走在村里的小路上，一头连着元宝村1.3万亩良田，一头连着村里20多家各类企业，村民在家门口干活，挣得比外出还多。去年，1870口人的元宝村总资产达7.35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3.33万元。最火的时候，全国1/4的铅笔、3/5的铅笔板产自元宝村。

　　董大姐两口子都在铅笔厂上班，一年工资7万多，家里还有45亩地，她对记者说：“在村里，俺家这样的耕种面积只能算‘散户’，开农机两天就种完了。”务工加务农，“一年拢共十几万吧”。至于动不动就两三百亩的种粮大户，每年从土地里能挣三四十万。老家辽宁鞍山的谷大爷，来元宝村务工20多年了，家也安在这儿。“没挪过窝”。今年忙，见天加班。厂子效益咋样？谷大爷咧嘴一笑：“你算吧，我们一星期发一车货，18吨，那得多少铅笔？”

　　元宝村村委会边上是“暴风骤雨纪念馆”。推开木门，历史扑面而来。老照片、统计图表、当年的家伙什儿、老人们对土改的回忆，还有如今村里产的“稻花香”、远销日本和德国的铅笔、“全国文明村”“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等荣誉，展馆内的陈列品，无声讲述着中国乡村巨变。村出纳于俊玲告诉记者，建馆至今，每年都有十几万人来打卡，了解土改历史、重温入党誓词。旁边的元宝山公园，有个金灿灿的大元宝雕塑，“元宝村捧上了‘金元宝’，瞅着就带劲。”董大姐说。

　　80岁的老书记张宝金说，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这么多年，就一条：跟党的政策走，让农民得实惠。整河、开地、办工厂、退耕还林、给村民盖别墅小楼……元宝村人过得有滋有味，高兴的事唠不完。

　　记者想起电影《暴风骤雨》里，“赵光腚”牺牲前留下最后一句话：“永远保卫住咱穷人的天下！”70多年过去，他的后代们在这片土地上越来越富裕了，但不变的是人民的江山和中国共产党的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