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4版:要闻·台港澳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21年03月29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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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香港中学的爱国传承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21年03月29日   第 04 版)

  在香港香岛中学的校史室,86岁的司徒宏老先生环视那一幅幅或暗黄或鲜艳的照片,感慨万千。

  他说,正是在这所学校,我第一次了解到祖国。母校和爱国,自此便在他心中连在一起。

  1946年春天,一批进步知识分子在香港办起了一所新型中学——香岛中学。它是香港第一批升起五星红旗的学校之一,“爱国、进步”是这所学校永不褪色的标志。

  在港英打压下顽强生存、发展

  “最新奇的是学校的早读。同学们分成几个小圈子读报纸,念时事。”当时才10岁的司徒宏已辗转读过好几所学校,由于他调皮、好动,哪所学校都不留他。直到“另类”的司徒宏走进了这所港英当局眼中的“另类”学校的小学部。

  这里打开了司徒宏新的人生大门。他不知道,这别具特色的读报纸,正是这所学校培养孩子们了解社会、关心祖国的特殊方式。这一方式一直持续,成为香岛中学国情教育的传统。

  退休多年的香岛中学校长杨耀忠说,港英统治时期,爱国学校受到各种打压。香岛中学第一任校长卢动,就是因为坚持挂五星红旗在1950年被港英当局递解出境。

  杨耀忠介绍,当时的爱国教育主要是两个方式,“一个是早读课,二十分钟时间,让孩子们读报纸,重点都是讲祖国的重大发展、重大成就。遇到像发射东方红卫星这样的大事,全校师生一起庆祝”。另一个就是以各种方式庆祝国庆,“不仅在各种压力下坚持升国旗、唱国歌。而且搞各种体育、文艺比赛,庆祝国庆”。

  “在港英时代,爱国学校困难很多。”现任香岛中学校长黄颂良说,没有资助,不给生源,学校用地难以获批,学校老师与外界交往受到监控。学生毕业也受到各种歧视,成绩再好也不能进入公务员队伍,连教育学院、消防队都难以进入。

  “我校历史,不仅是一所爱国学校的历史,而且是香港地区在殖民统治下进行爱国教育奋斗史的一部分。”细品香岛中学校史的这段话,既有沉重,更有豪情。

  爱国学校严谨、严整的校风受到香港社会广泛好评。“有一段时间,香港黑社会渗透学校,家长很担心。送到爱国学校,孩子学不了坏,是当时社会的共识。”香港将军澳香岛中学校长邓飞说。

  广大香港爱国同胞是爱国学校最强大的后盾,他们捐助土地,募集资金,克服阻力把子女送到爱国学校。犹如顶翻石板的竹笋,爱国学校在压力下顽强生存,发展壮大。到上世纪70年代,仅香岛中学一家,本校和分校在校生达到1万多人。

  大家庭般的师生氛围来自理念相同

  “香岛中学的老师不一样,就像校歌里唱的——我们是一所大家庭。”司徒宏对这一点念念不忘,几次深情回顾。

  “当班主任老师第一次要我放学后留下的时候,我以为又是罚站、训话。”司徒宏说。但他的班主任李丽珠老师留下他,指出的却是他有哪些优点。

  “那是我第一次受到肯定。我当时就哭了,哭得止不住。”这是他的人生转折,此后司徒宏变得自强、上进。在老师、学长的影响下,他向往祖国,1950年只身到广州求学,后来考入了华南师范大学,投身于祖国建设中。

  这种犹如大家庭一般的师生关系一直延续到现在。年轻的曾老师刚回母校教书不久,她回忆在香岛中学上学时,“我不开心,我考试没考好,我可以直奔教研室找老师诉说,老师会开导我”。

  如今,她自己也正在把这种关怀传承下去,“不仅教学生知识,在为人处世、生活态度等心理层面也会帮助他们”。

  “不同于香港教会学校、私立学校,爱国学校能做到这一条是因为从老师到家长都是靠信念联系在一起。”杨耀忠1980年开始进入香岛中学做副校长。“港英把你打入另类,孤立你,让你自生自灭。教师收入低,不到其他学校一半,学生被人另眼相看。如果不是同一个理念,教师不会来,家长也不会送学生来。”

  “我自己是一所‘亲台’学校出来的。”杨耀忠谈起了他理念的确立,“那是受国民党影响的学校,整个中学期间我被他们洗脑。”

  1971年,他上了大学。那时的香港各高校,爱国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他重新认识了新中国,也走上了坚定的爱国教育的战场。在爱国学校最困难的时候,他加入了香岛中学。

  上世纪80年代,港英当局逐步开始实行免费教育,靠收学费生存的爱国学校受到很大影响。和其他爱国学校一起,香岛中学一面采取措施渡过难关,一面团结社会各界力争同等待遇。港英当局直到1991年,终于将包括香岛中学在内的数所爱国学校列为资助学校。

  教育要推动爱当代中国

  邓飞也曾就读香岛中学。从上学时,他就认识到,爱什么样的中国在香港有着深刻的内涵。

  到将军澳香岛中学当校长后,邓飞研究过港英当局排斥新中国的教育手段。“港英当局没有抹去中文教育或者中国历史教育,他们知道也抹不掉,所以就采取一种手段,只强调一种文化上的中国,而抹掉当代中国,从而造成香港华人社会顶多只是仰慕文化上的中国,从而排斥当代中国,对当代中国一切的元素都采取一种怀疑、质疑,甚至是讨厌的态度。这种别有用心的厚古薄今政策一直持续到1997年。”

  在邓飞看来,如果说回归前爱国学校主要推动的是反殖民地奴化教育,那么在香港回归后的今天,要推动的就是爱当代中国,“我们的价值就在这里”。

  回归以后,各学校到内地交流已成主流,不再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样需要破除重重阻力。“但不能总是去看名胜古迹。”作为重庆市的政协委员,邓飞计划在疫情过后带学生一面去瞻仰承载古代文明的大足石刻,一面去寻访重庆的三线建设项目,“让我们的学生认识那些为实现工业化默默付出的人们”。

  从新中国到当代中国,如何将爱国这一情怀和传统传承下去,不仅是邓飞,也是杨耀忠、黄颂良等众多爱国教育工作者一直在思考的课题。

  (新华社香港3月28日电  记者王旭、苏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