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人民日报海外版之约，谈一下《我和我的命》的创作初衷。

　　作家的职业可以从多方面诠释，但有一点肯定是不会错的，即——塑造形形色色的人物，给更多的人也就是读者看。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写过一篇长文《扫描中国女性》，文中对某些困难家庭中的长女表达了敬意，认为她们是那些家庭中的“责任天使”。

　　后来我收到一个女孩的来信，说她的“小五姨”就是那样的“天使”。信中有段文字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小五姨”是姐妹中受教育程度最高的（高中毕业）；是家族中最早离开山里农村到深圳打工的人；于是呢，“小五姨”在深圳所租的那间小屋，仿佛成了家乡设在深圳的“办事处”。到了可以打工的年龄，外甥、外甥女们以及同村甚至外村的小青年，纷纷投奔到“办事处”来，多时连地上都横七竖八睡着人。“小五姨”早上像跳芭蕾舞似的在身体之间回旋，寻找鞋子。她从无怨言，尽量为每一个投奔到自己名下的小青年排忧解难。可“小五姨”只不过辈分大，年龄并不大，才25岁……

　　那封信使我很感动，我附上自己的感言，把它转给了一家杂志发表了；似乎当年的《读者》也转载了。

　　原来“责任天使”未必是一个家庭的长姐！

　　那个我从没见过的“小五姨”，从此存活在我的脑海中了。有时会忘记她，有时会联想到她，彻底忘记已成不可能之事。每一次联想到她，从她的样貌、性格到她的心灵和人生观，一次比一次更加清晰。再联想到时，仿佛她在对我说：“还不把我写出来吗？”

　　我越来越觉得，她是值得我“写出来”的。

　　她的“出生”非常顺利。因为动笔时，头脑中的她已经呼之欲出了。

　　中国之大多数“80后”是独生子女，“90后”“00后”及以后若干代可能也是如此。出生政策虽已放开“二胎”了，但多数家长恐怕宁愿选择做独生子女的父母。

　　独生子女由于是一个家庭的“独苗”，也必然会是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心目中的“宝贝疙瘩”，这使他（她）们想不以自我为中心，都不知怎么才算不“自我中心”——“自我中心”几乎成了他们自然而然的“本我意识”。

　　故而，以我这一代人的眼光来看“80后”，不免“毛病”多多。

　　如今，年龄最小的“80后”30多岁了，年龄最大的40多岁了，而我从他（她）们身上所看到的，已不再是“毛病”，而是可敬的方面了。

　　首先有一点使我十分佩服，那就是——我们成长于物质普遍匮乏的年代，而他们的成长背景物质诱惑多多，有时形成诱惑的泡沫堆，从四面八方包围，撕扯成长期的少年和初入社会的青年，大有淹没之势。第二点是，我们就业后经历了较长的“收入普调”和“住房分配”时期，这使全中国同龄的脑体力劳动者，在收入方面的差别并不大，今天看来，那种差别几可忽略无视。而我们的下一代，在尚未就业之前，就已受到收入差别天上地下般的现实的巨大压力。

　　而实际情况是——中国的“80后”，总体上非但没有自暴自弃，没成为“垮掉的一代”，没成为社会的“零余者”，反而越来越成为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不消说，他们大多是平凡的，但“拒绝平庸”显然是他们的“代精神”。努力点儿、再努力点儿，优秀点儿、再优秀点儿，也成了他们不言自明的共识。

　　我常扪心自问，如果我这一代人集体回到少年和青年时期，经历他们所终日面对的诱惑和财富分配差异的巨大刺激，我们果真能表现得比他们更好吗？

　　以我自己而言，我的回答是否定的。

　　我也常起一种大的冲动，想从他们的内心深处探究他们的真情实感，叩问他们是如何做到的？

　　我一向是被采访者，没有机会采访年轻人。即使有那样的机会，也未必能获得如实的回答。

　　于是我又联想到了“小五姨”——她是文学作品中的“那一个”，就经历而言，与后来的年轻人有一致性，也有独属于她自己的特殊性。

　　然而就那种不甘自暴自弃、不甘“垮掉”、不甘成为“零余者”的内在精神来说，我认为我笔下的主人公们，与当下大多数青年或许会是“知音”。而在这一点上，我笔下人物的性别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笔下的方婉之和李娟们，会成为当下青年们的朋友吗？

　　毫无疑问，“她们”已成为我的“忘年交”，我因有这样的朋友而愉快。

　　我活到今天，由文学作品而结识的朋友也已不少，有些是别的作家介绍给我的，有些是我自己“塑造”出来的。我“塑造”了他（她）们，并不意味着我比他（她）们高出一等；恰恰相反，他（她）们往往也对我为人处世的态度产生了深刻而良好的影响，成为我精神上的良师益友。

　　至于方婉之们，她们肯定也会有她们的“社会关系之和”。“她”在人世间境遇怎样，我也只能深情关注……

　　（作者系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得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