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夏的一天，我在单位园区那片刚刚绽放的木槿花前，邂逅了一个焦急徘徊的身影。这是一位50岁上下的女士，中等个头，白净脸儿，梳着齐耳短发，右肩上挎的沉甸甸的花布包格外醒目。

　　“怕是迷路的读者！”我思忖着，正要上前询问，就被她拦住了。“H栋103怎么走？”她轻声问道。这里是我们国家图书馆的行政办公区，几栋大楼连在一起，地形颇为复杂，她说这地方，我还真不清楚。可看她东西很重的样子，大热天里，头上汗涔涔的，就换个方式问她：“您这是要去哪个部门？”

　　“我来捐书，电话里约好了，就留了房间号，忘记问其他信息了。”“那您捐什么书？”“古籍！”

　　我一听，顿时来了精神。一则，我本身就是从事古籍工作的。二则有点肃然起敬的感觉。这些年，古籍拍卖市场火爆，稍微像样点的古籍都能卖个好价钱，她竟然有颗公心，实在难得。

　　我决定带她去找。曲里拐弯往里走，领着她一路问过去，竟然来到了中文采编部。我正纳闷：“只知道中采接受现代出版物捐赠，没听说还收古籍呀！”就看见里面的同事隔着书堆远远冲我们招手：“从中关村来的吧？”她忙不迭点点头，把包打开，将一摞颇有年代感、暗黄色的古旧书摊在桌子上。我留意了一下，原来并非古籍，因为古籍是中国古代书籍的简称，主要指书写或印刷于1912年以前具有我国古典装帧形式的书籍，而这些，是20世纪40年代末香港出版的书，属于民国书。只有一本是中文的，是谈马克思、恩格斯文艺思想的论文集，其它都是英文的。这些英文书被保护得很好，可见主人呵护精心，有化学类的，地质类的。在几本书的最后一页角落里，还闪现出几枚朱文钤印。

　　“这是您自己家的书么？”“是的，我父亲留下的。”“您如果不介意，能告诉我令尊大名么？”

　　“张澜庆，印上是他的名字。这些书，我用不上，寻思着可能别人需要，就送到国家图书馆来了，不是为了留名，所以，我能把这些印章撕掉吗？”她嘟囔着，伸手来拿书。我抓住她的手说：“千万别！撕掉的话，书就不完整了，您大老远送来，不就是为了方便大家阅读、利用嘛，上面留有主人印章是锦上添花的事情，它就像书的足迹，告诉人们，书曾经去过哪里。”

　　她羞赧地笑了笑，松了手。得知这些书不是古籍，她略显失落，转而温情地摩挲着它们说：“你们比我还年长呢，竟然不是古籍！”我笑着宽慰她：“我们好好保存，再过些年，说不定就是古籍了，其实，是不是古籍没有那么重要，只要它们还能被更多的人阅读和利用，就是有价值的！”她不再说什么，只是盯着书又看了好大一会儿，才转身离去。给包里的中文书找到了归宿，她又摸索着去找外文采编部，捐外文书去了。我担心她再迷路，有心相送，被谢绝了。

　　事后，检索“张澜庆”相关资料，不禁吃了一惊，原来，他曾任教于清华大学，是地质学家，为象棋界享有盛名的“棋孟尝”张毓英之子。张澜庆先生是江苏扬州人，先是就读于清华大学化学系，后转入地质系（原名地学系），抗日战争爆发后弃笔从戎，投身到保家卫国的巨流中。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他离开部队，回到昆明西南联大地质系复课，修完未竟学业。1943年，以地质系第一名的成绩留校任教，曾担任校党总支书记。他参加过反内战的“一二一”运动，还以秘书的身份辅助李四光工作。1952年，37岁的他英年早逝，安葬于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

　　这些40年代的书，应该是陪他度过了最后的时光。然后，带着主人的故事和记忆、主人的学识和爱国热忱，穿越80年光阴而来，走进国家图书馆，和我们晤面。

　　这，只是寥寥几册书籍的身世。而国家图书馆拥有4000余万册海量藏书，其中这样颇有年代感的不在少数，古籍特藏总量就有330多万册，有123种语言的外文文献。国图里一本不起眼的小书，有可能曾是皇家秘藏，抑或是周叔弢的，陈清华的，傅增湘的……主人大名鼎鼎者比比皆是。经历不同凡俗者尤其多，有涵芬楼里，历日军炮火之劫而侥幸逃生者，有探索救国真理的梁启超旧藏，有叱咤风云的郑振铎之西谛专藏……书籍是文化的载体，而文化的传承并非轻而易举，恰恰经历了历史的沧桑，在无数人的护佑下顽强地绵延至今。所以，当你来到国图，捧起书，请珍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