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刷术发明之前，古书都是靠抄写传播的。人工抄写，再仔细的人也会出错。因此，对于古书中的一些说法，不能轻信。

　　孔子的徒弟子夏，有一次旅行路过卫国，看到该国的史书中说：“晋师三豕涉河。”翻译过来就是说晋国军队的三头猪渡过黄河。子夏说这肯定不对，应该是晋国军队在己亥年（我国传统纪年方式）过河，“己”与“三”相近，“亥”与“豕”相似，抄写时写错了。后来，子夏到了晋国，问起当地人这件事，回应确实是“晋师己亥涉河”。

　　“己”与“三”、“亥”与“豕”的字形相差挺大，怎么会抄错呢？我们今天写字机会少，难以体会。写得多了，确实容易出错，哪怕字形相差较远。古谚语说：“书三写，‘鱼’成‘鲁’，‘虚’成‘虎’。”因此，“鲁鱼亥豕”后来成为专门指错别字的成语。

　　古书在传抄过程中出错，在所难免。晋国军队三头猪这样的错误，凭常识就能判断出有问题，但是很多时候，抄错了，要是不仔细辨析，是看不出来的。

　　《战国策》里有一个著名的故事，“触龙说（音同睡，说服的意思）赵太后”，讲述战国时期，秦国趁赵国政权交替之机，大举攻赵。

　　赵国形势危急，向齐国求援。齐国想，帮你行，但你得有抵押，不然这忙不就白帮了吗？于是一定要赵威后的小儿子长安君作为人质，才肯出兵。赵威后呢，溺爱长安君，舍不得，执意不肯，并一意孤行，表示决不听劝。

　　后来，赵国大臣触龙用“爱孩子就要为他做长远考虑”的道理说服了赵太后，让她的爱子当了人质，换取了救兵。

　　这个故事曾经很流行的说法是“触詟（音同哲）说赵太后”。对此，清代学者王念孙说了，《史记》里写的是“左师触龙言愿见太后”，触龙说愿意见太后。写成“触詟”的原因是把“龙言”二字误合为一个字。因为古人写字是从上往下，所以出了这样的错误。1973年，马王堆出土了帛书，上面正是写的“触龙”。一桩公案才得了结。

　　触詟愿意去见太后，从语义上讲也没错，不容易看出问题。这也就是懂校勘的学者，才能用啄木鸟一般的眼光，挑出这样的错误。

　　因此，校勘的作用，主要就是把古书在流传过程中出现的错误找出来更正，恢复原貌。古籍校勘之所以成为一种学术，就是因为古籍构成复杂，存在不同的写法和解释，必须在各种相异写法中，参合比较，判断正误，以存真复原。

　　怎么做？陈垣先生提出过“四校法”：对校，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刻本比较异同；本校，根据本书思想，对前后文义矛盾之处进行逻辑分析；他校，搜集他书中关于本书的资料进行考证；理校，依靠校勘者本人的知识系统对文辞的疑难问题进行论证。

　　不管用哪种校勘法，也不能想当然，轻易改动原书。

　　南宋学者彭叔夏，十二三岁的时候抄写太祖皇帝《实录》。他照着抄的书上写到“兴衰治□之源”的时候，发现缺失了一个字。彭叔夏根据上下文琢磨，“治”后面一定是跟着“乱”才能说得通，于是写成“兴衰治乱之源”。后来，他得到该书的一个善本，上写“兴衰治忽之源”，这才知道自己当时改错了。他说，三折肱为良医，我这才知道书是不能凭借臆测轻易更改的啊。

　　校勘的高妙之处在此，危险之处也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