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在陕北提路遥，有人管你饭吃；到煤矿提刘庆邦，有人管你酒喝。”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如果要选一位写矿工生活最多的作家，恐怕非刘庆邦莫属。暂且不论中短篇小说，光是煤矿题材的长篇小说，刘庆邦就写了3部，分别是《断层》《红煤》《黑白男女》。这次，他又将目光聚焦于自己熟悉的煤矿生活，编织出一曲展现女矿工之美的青春之歌——《女工绘》。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以华春堂为代表的女工们，在那个物质贫乏的年代、与世隔绝的矿区，绽放出别样的青春芳华。

　　众所周知，煤矿可以说是男人的世界，在这里，女矿工会遭逢怎样的际遇？她们的工作、生活、爱情、婚姻呈现出怎样的面貌？

　　小说以金宝矿务局下属的东风矿为背景，塑造了华春堂、张丽之、唐慧芳、陈秀明等女工形象，通过主人公华春堂找对象的故事串联起成立煤矿宣传队、调岗到化验室、掀起恋爱高潮等一系列事件，全方位、立体式展现了上世纪70年代的煤矿生活。

　　刘庆邦说：“我的写作与人生经验有着割不开的因果关系和互文关系，我写表现矿山女工生活的《女工绘》，是因为那个女工群体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深刻记忆。小说的结尾写到华春堂遭遇车祸身亡，也不是我通过虚构故意设置的，而是在华春堂的人物原型身上所发生的真实惨剧。”

　　深厚的生活积淀让刘庆邦写起矿工生活如同信手拈来。他曾在河南的一座煤矿工作生活过9年，在井下打巷道、挖煤、开运输机是他那时候的日常工作，后来还在煤矿娶妻生子。刘庆邦说：“我在井下干活儿时，不但每天都要付出艰辛的劳动，有时还会遇到片帮、冒顶等地压造成的灾害，我与工友在同甘苦、共患难的劳动中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在刘庆邦眼中，一个作家，熟悉哪方面生活，就要写哪方面。“如果让我写航天或航海，我想都不敢想，因为无从想象。我从不写官场、现代职场和娱乐圈的小说，我不熟悉那些生活，也不想去熟悉，心理上与那些生活有些‘隔’。我想，这也许与我的人生经历有关。我当过农民，在矿井里挖过煤，在感情上与普通劳动人民更亲近一些。”

　　因此他笔下最多的是一些小人物：农民、矿工、保姆、手艺人、城市平民、打工者、流浪者、乞讨者，还有星夜进城卖荷花、卖蝈蝈、卖野菜的人……“他们的生存状态能够触发我观照生活的敏感点，并成为我写作的对象。”刘庆邦举了两个例子：“看见一个盲人在街边拉胡琴卖唱，我会站下听一会儿，往盲人面前的破茶缸里丢一点儿钱。看到一个腿有残疾的男人，推着老式竹制童车在小区里捡拾废品，我不惜遭受他的呵斥，也愿意趋近观察他一下。”正是这样，他钻进了人物的内心，不仅写他们的外貌身量，更摹写出他们的心理和灵魂。

　　《女工绘》中女矿工不是当年文艺作品中常见的“铁姑娘”，而是更多展现出“柔姑娘”的一面。展现女性的青春之美、爱情之美、人性之美，是《女工绘》的主题。“煤矿上的女工本来就很少，又分散在矿灯房、食堂、洗衣房、选煤楼、煤质化验室等岗位。因为组织宣传队的原因，我才有机会走近她们。她们的列队集中，不仅构成了矿山一道美丽的风景，还各美其美、各爱其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向往和丰富的内心世界。如果不把她们写出来，未免太可惜了，既对不起她们，也对不起我自己。”刘庆邦说。

　　持之以恒地写煤矿、写矿工、写矿区生活，是刘庆邦的创作特点。煤矿是他观照生活的取景器，像挖煤一样，他在不断地向生活的深处钻探。他有一个比喻：葫芦和秤砣。“深入生活的人不能当葫芦，葫芦是摁不到水里去的，就算你把它摁下去了，你刚一松手，它马上就漂了上来。深入生活的人应该学当秤砣，把秤砣往水里一投，它很快就沉入水底。”刘庆邦说。

　　除了获取故事、人物等写作素材，在刘庆邦眼中，采到“煤”，更要采到“火”。“煤是实的东西，火是虚的东西。采到煤比较容易，而采到火不那么容易。火是什么？火是看法，是思想，是灵魂。只有用采到的火把煤点燃，煤才能熊熊燃烧，发光发热。只有一边深入生活，一边深入思索，把虚的东西和实的东西结合起来，用虚写之光照亮现实生活，才有望写出好作品。”

　　莫言曾说：“在邮票大的乡土上挖一口深井。”而对刘庆邦而言，煤矿始终是他的文学富矿。他说：“矿工每天下井往下走，是为了完成任务时往上升；他们在黑暗中劳作，是为了采取光明。我一直认为煤矿也是文学富矿，够我开掘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