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小说都有一粒种子。

　　2016年初夏，爷爷去世，我赶忙从北京回家，见老人最后一面。

　　老家厅堂里，临时布置起灵堂。一张晒谷的篾席立起，隔开两个区域。篾席的一边是爷爷，另一边搭了一个帆布棚子，供前来吊唁的人坐在下面吃茶抽烟，麻将扑克。

　　我和父亲坐在灵堂前说话。

　　父亲当过短暂的教师，短暂的供销社售货员，剩下的，便是漫长的警察生涯。不知是不是职业关系，我一直觉得父亲是个严肃的人。我心里有话，总是跟母亲说，跟父亲则少有交流。对他讲心里的事，会让我觉得尴尬。

　　因为这场丧事，我和父亲难得地坐在了一起。我们聊了很多事情，后来，就说起了爷爷的上一辈。我问父亲，爷爷的父亲，也就是太爷，他以前是做什么的？父亲想了想，却也说不清。他只记得有一年，太爷不知什么缘由，穿着蓑衣，一个人走去余姚打官司，后来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灵堂上，中间是一张八仙桌，放着相片和供品。我和父亲说话的时候，一个五十几岁的男人就敲着身前的一只牛皮鼓，卖力地唱着本地一种叫乱弹的地方戏曲。时值初夏，风微热，男人唱得太阳穴上青筋暴绽，脸色通红。我听不清他咿咿呀呀唱的是什么，一开始觉得刺耳，聒噪，听一会，听出些味道，再听一会，就听进去了。只觉得那声音很古，粗糙，像暴雨前的动雷。仿佛就在这粗糙的唱声中，我看见了我的太爷，披着蓑衣，孤独地往前走着。

　　那一刻，我生出了一种特别不真切的感觉。这种不真切来自于一个人漫长的一生就这样被简化成了一帧画面，甚至我怀疑，连这画面都可能是虚构的。再细想，在我身边，还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人。从称谓上讲，他们都是我最熟悉的，但从“人”的角度讲，他们却是完全陌生的。于是，我有了一个念头，我要把这些人都写出来。

　　2018年，我开始写《南货店》。主人公叫秋林，小说就从他的19岁开始写，那是1979年，是我出生的年份。这似乎是一个巧合，又似乎不是。写上一代人的东西，从某种程度上，其实也是在写自己。

　　就这样，我从自己出发，写了一个差不多父辈年纪的人，这是我的方法。写《出家》时，我想知道一个人为什么会走到寺庙里去当僧人，我就把自己当那个人，从头至尾写了一遍。《南货店》里，秋林是主人公，却也是旁观者。他将我听过的，见过的，甚至是想过的那些人都联系在了一起，他们慢慢现出身影，然后开始呼吸，行走，说话，讨生活。我完全陷入了秋林的生活，从第一个字落笔开始，花了两年时间，最后写了将近30万字。在写完最后一个字时，我坐在电脑前，很长一段时间一动不动，生怕稍微有些动静，就会惊扰到故事里的人。许久，我才抬起头。又看见了那个身影，穿着蓑衣，烟雨迷蒙中，踩着泥泞的黄土路，头也不回地往前走。

　　写完《出家》，我见到了自己。写完《南货店》，我则见了众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