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尼泊尔，作为释迦牟尼的诞生地，素有“雪山佛国”之称。加德满都谷地的城市聚落沿着印度至中国的贸易路线逐步发展起来。在来自印度洋季风的润泽下，多种文明交织在一起，孕育出独特的文化遗产面貌。

　　世界遗产名录上的“世外天堂”

　　1850年至1863年间，一名英国医生亨利·奥德菲尔德(Henry Ambrose Oldfield)在尼泊尔绘制了许多风景画。这引起了外部世界对这个被“雪藏”在喜马拉雅山南麓的“世外天堂”的兴趣。

　　1965年春天，奥地利建筑师卡尔·普施（Carl Pruscha）受联合国派遣来到尼泊尔。他的工作是为当地未来发展规划城市构架，但很快却被这里的文化古迹深深吸引住了。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支持下，他组织开展了面向加德满都谷地自然环境与文化遗产的调研，范围涵盖尼泊尔80%的文化遗产项目，包括888处单体建筑、34处遗产区（宗教建筑群）、32处保护区（村庄及城镇）以及24处自然保护区。

　　在20世纪70年代，当地的社会生活还相对闭塞。当卡尔最终想把调研报告打印出来的时候，在整个加德满都谷地甚至很难找到打印店。几经周折，才在加尔各答找到了当时英国殖民时代留下的打印机。1975年，卡尔出版了《加德满都谷地-环境和文化遗产保护档案》（《Kathmandu Valley-The preservation of physical environment and cultural heritage-a protective inventory》）。紧接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就在1976年派遣专家，着手准备《加德满都谷地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总体规划》并提名了7处文化遗产点。1979年，这7处文化遗产点皆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然而，从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之初，加德满都谷地就面临多方面的困境。

　　尼泊尔位于亚欧板块与印度洋板块交界处，地壳活跃，在历史上屡遭地震侵袭。据学者描述，1934年的大地震曾造成8万间房屋倒塌和8000人死亡。在震后重建的过程中，混凝土、钢筋、大理石等新型材料大量替换了砖、石、木材等当地传统的“纽瓦丽”建筑材料。这种“换血”过程潜移默化地改变了城市的形态与肌理。此外，缺少规划的城市化发展和旅游业的兴起也日渐威胁着谷地的遗产。所以，就在“加德满都谷地”列入世界遗产的同一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发起了“加德满都谷地保护国际行动”（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the Kathmandu Valley），号召各国为保护尼泊尔的文化遗产作出贡献。从那时起，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就一直对“加德满都谷地”文化遗产提供援助并持续至今。

　　链 接：

　　加德满都谷地遗产包括：加德满都、帕坦和巴德岗三杜巴广场、斯瓦扬布纳特寺、博达哈佛塔、帕舒帕蒂寺以及昌古·纳拉扬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该项遗产的真实性借由古迹的独特形式、设计、材料和实物得以保持，展现了先进的传统工艺，并处在传统城市或自然环境之中。虽然加德满都谷地经历过大规模城市化，但这些历史建筑群和边界内很大一部分的传统城市肌理的真实性得以保持。”

　　多次面临列入濒危名录

　　2003年，在巴黎召开的第27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因保护管理状况逐步恶化，“加德满都谷地”文化遗产被列入了《濒危遗产名录》。

　　尼泊尔政府在2003年提交给世界遗产大会的报告中，将遗产遭到破坏的主要原因解释为“高速发展的城市化以及农村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产生了对建筑、城市与环境遗产的侵蚀”。尼方为此重新制定了整体管理计划，规定了遗产核心区和缓冲区的边界，努力改善遗产的保护状况。2007年4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ICOMOS（世界遗产委员会）专家考察了加德满都谷地，认为当事国一直致力于整体管理系统的建设，积极协调文化遗产保护修复工作，在处理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复杂挑战的表现，在多个方面具有模范性。根据委员会建议，在同年举行的第3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加德满都谷地遗产从濒危遗产名录中移除。

　　2015年4月25日，尼泊尔发生8.1级地震，震后一个月内又发生多次4级以上余震，造成境内多处文化遗产遭到巨大破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立即派出专家组调查尼泊尔世界遗产受损情况。同年7月，第39届世界遗产大会在德国波恩举行。世界遗产委员会再次提议将加德满都谷地遗产列入《濒危遗产名录》，遭到了尼泊尔政府的坚决反对。在此后连续3年的世界遗产大会期间，围绕这一议题各方争执不下，场面甚至很激烈。在2019年的大会上，来自阿塞拜疆的大会主席罕见地动用了主席权力，要求在决议里明确：2020年是加德满都的最后机会，如果再没有实质措施，就必须列入濒危。

　　在地震发生一个月后，中方派出防灾减灾专家评估组赴尼调研。国家文物局选派文物专家负责加德满都、巴德岗、帕坦三市世界文化遗产灾后调查评估工作，提出文物保护拟援助修复项目建议。同年10月，受商务部和国家文物局委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派工作组赴尼泊尔进行现场勘查。中方工作组与尼泊尔文化旅游与民航部考古局就项目可行性达成初步共识，确定选定尼泊尔加德满都杜巴广场九层神庙建筑群为援助修复对象。

　　2017年8月15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和尼泊尔政府副总理兼外长马哈拉共同出席了中国援助尼泊尔加德满都杜巴广场九层神庙修复项目开工仪式。

　　中国文物专家遇到的难题

　　当我们第一次来到加德满都杜巴广场时，距离2015年的“4·25”大地震刚过去6个月。整个加德满谷地仍笼罩在自然灾难的阴霾下。因为燃油供应不足，马路上等待加油的车辆排起了长龙；位于首都市中心的世界遗产——加德满都杜巴广场上到处是断壁残垣，坍塌的废墟中依稀能看到精美的木刻神像。

　　九层神庙建筑群位于加德满都杜巴广场入口处，作为整个广场上最高的建筑，是尼泊尔人心目中的地标。目击了九层塔倒塌瞬间的杜巴广场发展委员会工作人员告诉我：“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烟尘四起，我们眼睁睁地看着九层塔上部3层塌落到院子里，满地是砖瓦和木构件堆积的废墟。”

　　中国工作队接手九层神庙建筑群的时候，情况十分危急。西南角塔（九层塔）上部3层坍塌，东北角塔震毁，建筑群面临墙体开裂及变形、披檐瓦面破损、木构件缺失及场地排水不畅等问题。特别是东南角塔向主干道方向歪闪约30°，随时有倒塌的风险。披檐塌落使建筑内部结构暴露在外，而尼泊尔夏季的暴雨总是半夜而至，排险加固工作是当务之急。中国工作队立刻搭设排险脚手架确保东北角塔的安全，同时将建筑露明部位进行遮盖，防止暴雨对文物造成二次伤害。

　　正如项目负责人、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许言形容的那样：“九层神庙建筑群就像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自身建筑结构缺陷导致它本身就有基础病，又遇到突发灾难造成了致命的创伤，震后的保护修复是一项高难度工程。”

　　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许言参加了世界遗产都江堰内的二王庙修复工程，又将汶川震后文物抢救性保护的经验应用在尼泊尔项目上。中国工作队应用三维激光扫描、近景摄影测量等技术进行了现场勘察和数字化测绘，综合掌握了建筑结构的老旧病损情况及破坏原因和破坏程度。但是困扰中国工作队的一个问题是，地震给建筑带来的损伤具有不可预见性，建筑内部实际震损情况从外部是看不到的，只有“打开”才能知道。

　　针对九层神庙建筑群的残损现状与结构特征，结合汶川地震之后对木构建筑抗震加固补强的经验，中国工作队制定了保护修复计划。采取最小干预的原则，在建筑薄弱节点加入可逆的柔性加固材料，这种“软连接”的抗震加固方法得到尼泊尔同行的好评。

　　开辟第二现场 拼装倒塌的三层塔

　　九层神庙建筑群作为典型的纽瓦丽王宫，将尼泊尔传统砖、石工艺，尤其是木刻工艺发挥到极高水平。对中国工作队而言，学习好尼泊尔历史与宗教文化，才能保护好九层神庙建筑群的“灵魂”。

　　木刻材料来自娑罗木。工匠如画家，每一刀都是笔触，宗教内涵的“精气神”就在这方圆尺寸间。然而人们可能想不到精美繁复的雕刻背后是怎样的艰辛。

　　九层神庙东面的小广场是震后临时存放木构件的场所，附近寺庙塌落的斜撑、窗户等构件都堆积在这里。面对堆积如山的构件，有条不紊地开展挑拣与分类造册工作，对于中国工作队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九层神庙的窗户大体分为3种，分别是排窗、盲窗和窗。每一扇窗户动辄上百个木构件，在一大片木构件中挑选是一件艰巨的任务。由于每一个构件都是纯手工制作，尺寸上多少会有一、二厘米误差，有时候要配齐一扇窗户就需要大费周章。”现场技术负责人周建国说，“修复九层神庙前，我们首先要把九层神庙的木构件挑拣出来，再根据结构与构件特征区分出哪一些构件是第七层的、哪些是第八层、第九层的。然后每层再详细辨别，哪些是盲窗、哪些是斜撑等等。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依靠尼方专家和木匠，并想办法收集地震前的照片。”为了保证修补的老构件和新补配的质量，工作队拜访了谷地有名的木匠家族，请来了曾经参与过帕坦王宫修复的工匠团队。

　　另一方面，九层神庙的拼装过程如同高难度拼图，熙熙攘攘的杜巴广场游客如织，拼装工作难以施展。于是工作队另辟战场，在尼泊尔国家博物馆的院子里搭起一个棚子作为第二施工现场。木构件被精心包装运到国家博物馆现场，在这里，工作队根据照片和图纸进行拼装，原则上不影响结构的残损木构件尽量修补，减少新构件的补配量。

　　“文物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的体现，在于老构件使用的比例上。替换新的构件虽然容易，但是历史信息却不断流失。我们做修复工作，就是要最大限度地保留它的原真性。原则上除影响结构安全的构件，其余一律尽可能修补老构件。”现场管理人员郭倩如说。

　　2020年是尼泊尔旅游年，也是尼泊尔大地震五周年。然而突如其来的疫情给修复工作带来了新的危机。中国国家文物局和商务部国际经济合作事务局高度关心一线文物工作团队的安全与项目进展情况，指导现场部署疫情防控方案；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心系中尼工作人员健康，多次赴现场视察防疫工作安排。“木结构建筑最怕的就是灌水。”许言说：“我们根据尼泊尔气候特征把握施工节奏，既防止雨季的威胁，也要应对疫情暴发的风险。所以必须赶在这之前把屋面的瓦全部上齐。”

　　目前，工作队已经在尼泊尔疫情暴发之前完成了文物建筑露明部位如瓦顶、屋面的修复。九层塔的金顶业已安装完毕，标志着九层神庙建筑群本体部分的修复工作基本完成。如今，高高的金顶在夕阳里熠熠生辉，屋檐下的风铃又迎风发出清脆的乐声。

　　袁濛茜：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馆员，援尼泊尔文物保护工作队成员。

　　延伸阅读：

　　寻求国际社会帮助

　　截至2019年，加德满都谷地已连续4届在世界遗产大会上被ICOMOS建议“列濒”，然而尼泊尔方面坚决反对的态度也从未动摇并通过积极寻求国际支持来加快修复。此外，2020年2月，尼泊尔向世界遗产中心提交的最新版震后加德满都谷地遗产保护报告显示，尼方还将通过成立一个国际科学委员会（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mmittee）的方式建立协调机制，协调在尼泊尔开展援助工作的各国际组织与机构。

　　在2015年大地震后，尼泊尔向中方提出震后援助清单，其中就包括修复震损的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