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是一座临水而兴、依河而建的城。
从隋唐的“三岔沽”，金的“直沽寨”，元朝的“大直沽”，到明朝的天津卫，可以说，天津的发展从未离开过“水”。
这个“水”，是渤海，是“七十二沽”，是坑、塘、洼、淀，更是那条穿城而过的海河。
老天津们常说，“天津依着海河立，没有海河呀，就没咱天津。”一句“我是吃海河水长大的”，更是浸润着天津人对海河无尽的感情。
天津城的历史，就是一部人与河、人与海结缘的历史。
因水而兴 为水而困
一座城市，要是有了一条河，它的气魄就大了起来，气韵就灵动了起来。这河，甚至决定了整个城的风貌，决定了整个城市的兴衰。
天津的兴，始于水。
在金刚桥下的三岔河口，河水拍打着岸边的年轮，还能依稀还原昔日繁华的影像。
海河上游，华北平原上300余条大小河道汇流到中游——永定河、北运河、大清河、子牙河和南运河五大河流，然后形成伞状，川流不息扑向下游的三岔河口。
这河口，一头连接京杭大运河，另一头向东，河面陡然开阔，形成海河干流，浩浩荡荡横穿天津市区72公里，由塘沽大沽口注入渤海。
繁华时，那是往来大运河的漕船百舸争流，那是“长芦盐”的仓库林立，那也是码头上的人声鼎沸，更是桅帆林、河上桨影连连……
天津，也为水而困。
1953年出生的刘凤任，打小就生活在独流减河边的王稳庄镇小张庄村。“村里到河边100多米，那时的水，甜咧！”
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天津并不缺水，甚至因为四下里皆是水面儿，反而洪涝旱碱灾害齐全。虽然1958年开始的那场根治海河的运动，解决了这些个问题，但由于上游来水减少，人口增加、用水量剧增，环水的天津反倒缺了水。
“天津一大怪，自来水腌咸菜。”说的就是天津因为地下水位的下降，一度引起海水倒灌，海河水难以下咽。
不过最主要的，并不是饮水的问题。因为随着引滦入津、引黄入津，到现在的南水北调，天津人的饮水问题解决了。天津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水污染。
由于地处“九河下梢”，天津海域是京津冀地区几条跨界河流的入海口，大量污染物从这里流进大海。
再加上渤海本就“先天不足”，作为黄河、辽河、海河三大水系汇聚的半封闭内海，海水交换和自净能力差，海洋生态系统极其脆弱。
更令人头痛的，是人为污染。
上世纪50年代，天津工商业非常发达。海河沿线集中了很多老工业企业和民居。“工业污水直接排放到海河，居民在家随手就能把垃圾扔到河里，屋子地下挖个洞，就能把生活污水排了出去。”75岁的“老天津”孙连起回忆。
“当时那种粗放式的发展，一时间让独流减河失去了往日的清澈，断面上各种颜色的废水时常出现。”王稳庄镇人大主席王庆茂，曾担任西青区环保局副局长。
刘凤任的“遭遇”
西青区王稳庄镇地处天津四区交界，交通便利。上世纪90年代初，这里的制钉业远近闻名。鼎盛时，大小企业上千家，产值超过50亿元，全国市场占有率达40%以上。
刘凤任勤快，也是村里的能人。上世纪70年代时，他种过果树，养过鱼。1986年，刘凤任承包了独流减河边上的180多亩鱼塘，日子过得挺滋润，“一年最少也能挣个万把块。”
可到了1999年，鱼塘不让干了，“说是污染水”，刘凤任有气。
另谋生计吧，眼看制钉业这么红火，刘凤任便与人合伙办起了五金厂。可好景不长，尽管当时镇上的企业效益普遍不错，王稳庄镇决定关停镇上不达标排放的企业，刘凤任的厂子也在所难免。
刘凤任的遭遇，反映了天津这些年不断加码的治水力度。
天津的美在水，在海河，在海湾，而不是那一河脏水、一湾污海。
2006年，在国务院批复的天津总体规划中，特别要求天津“充分利用天津市山、河、湖、海共生，湿地众多等丰富的自然资源，建设生态型城市。”在当时，将特大城市定位为生态城市的，只有天津。
可要想恢复海河流域当年的风采，沿河、沿海的污染治理力度必须得加大。
“陆源污染的控源，主要是‘三水’共治，也就是治理好工业、城镇和农业农村污水。”天津市生态环境局海洋处副处长高翔介绍。
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天津就已开始整治排污工作。2015年4月16日，国务院发布了《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称水十条”，被称为史上最严治水条例。
“天津发布了落实‘水十条’的意见，制定了《天津市水污染防治条例》，修订了《天津市海洋环境保护条例》，构建起了严密的法治体系，治水有法可依。”高翔说。
整治力度，加了一码又一码。
2017年4月，天津市吹响了“散乱污”整治的号角。关停取缔、搬迁改造、原地提升多管齐下，王稳庄镇356家“散乱污”企业按期整顿治理完毕。全市范围内摸排出的2.2万余家“散乱污”企业已全部关停整治到位。
从2017年开始，天津全力推进所有河湖水域全面“挂长”：全面实行市、区、乡镇（街道）三级“双总河（湖）长”制。
2018年，正式施行的天津市《污水综合排放标准》，将污水排放标准提高到“准四类水”。
2019年，天津市发布《农村生活污水处置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进一步加强农村污水处理站的监管。
入海河流污染治理正在让河道逐渐恢复“健康”。数据说明治理成果，天津地表水国考断面水质优良比例从2014年的25%，提高到了2020年上半年的55%;劣五类水质比例从2014年的65%，到如今劣五类断面不复存在。
越来越干净的海
2018年，全国生态环保大会过后，环渤海的三省一市里，天津率先打响了渤海污染防治攻坚战。
“前期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查清入海的两个通道：一个是河流入海口，另一个就是排水口，两个通道跟海之间都有交换。”天津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生态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主任周滨，长期关注着渤海生态治理。
经过勘察，工作人员很快弄清楚了，天津市入海河流一共是12条。
“我们现在做的一项工作，就是对12条入海河流实施‘一河一策’治理行动，对上千个入海排污口实施“查、测、溯、治、罚”专项行动。”高翔说。
“排口一直困扰着咱们海洋环境保护工作，是个比较大的工作瓶颈。”周滨解释。
近年来，在生态环境部的指导下，天津花了很大力气，摸排出1000多个排水口。目前正在做这些排口的分类、溯源工作：到底是雨水、污水排口，还是养殖农业排口？“溯源分类之后，便可以对问题排口进行针对性的治理。”周滨说。
采访当天室外温度是36.4℃。监测人员徐杨正在背着自己的家伙什儿——一架30多公斤的无人机艰难地走在海岸边的简易道上。由于车船无法到达目的地排口，他只好徒步2公里左右。“有时候，走四五公里也很正常。中暑，晕船，爬坡下坎，跨过岸线，加班加点都是小菜一碟。”
暑天的海边太阳炙烤着，徐杨的T恤早已被汗水浸透。半个多小时后，徐杨和两位同事达到预定的目标地。稍作歇息，便开始了监测工作。
为了治污更科学，更精准，遥感影像、声纳等高科技手段，无人机、无人船等先进的设备也应用在监测溯源上。
2016年，徐杨开始学飞无人机，不断学习，掌握了精湛的无人机飞行技术，在天津市生态环境局里小有名气。
跟徐杨一样，这一年里上百名监测人员，不断用双脚丈量153公里的海岸线。
越来越严的环保政策，也倒逼沿岸的企业进行尾水排放升级改造。
滨海新区杨家泊镇，沿线15公里毗邻汉沽盐场，拥有晒盐地高盐度卤水、丰富的卤虫等天然饵料及海淡水随时调换等资源优势，镇子的杨家泊村近80%的人家从事水产养殖。
工厂化养殖企业都是“吃水”和“排水”大户，镇内供水和排水的压力非常大。
2017年，杨家泊镇与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积极对接，签订了工厂化水产养殖尾水综合处理项目技术开发合同，对养殖尾水科学处理进行试点。
村民杨广奇的企业天津市滨海区农世元养殖有限公司在试点之列。
可一听说要花200多万元，杨广奇开始犯嘀咕。村里大的养殖户，这连续十多年的投入，怎么着也投资了3000多万元。“不干吧，投入了这么多，改行也不见得有好的项目。不改吧，环保政策越来越严。”
滨海新区生态环境局、滨海区农业农村委等部门找上门讲政策、搞帮扶、送温暖，杨广奇逐渐想通了，建起了循环水系统。
采访间隙，杨广奇分别从进出口接了两杯水对比明显的水。
“您瞧，这循环水跟咱的自来水差不离呢。现在尾水回用率可以达到90%以上，基本可以达到零排放。
经过这些年的整治，天津近岸海域水质大幅度改善，海水优良比例提高了50个百分点。
“海边的垃圾少了，水质变好了，渔获也多了。”滨海新区大神堂村渔民刘占富对水质的变化感受颇深。“靠水吃水，以前水质不好的时候，村里养殖户们损失惨重，养的鱼虾几乎全军覆没。”
常年从事渤海生物多样性监测的天津农学院副教授李永仁近两年在海里发现了很多的海洋生物，“喏，这种贝类就是缢蛏，大概有一二十年没有在天津出现了！现在是成规模出现。”
海的水质，变得越来越好！
绿色屏障绿色城
天津城市规划有过多次调整变更，无论是“一条扁担挑两头”，还是“一轴两带三区”，始终没有离开海河这条主线。
“水是我们最大的特色，也是绝不能被破坏的一个特色。”负责双城间绿色生态屏障项目的规划师郭志一博士，是土生土长的天津人。
她知道，正由于城市的不断扩张，使得海河这根“扁担”日益斑驳，“很多地方都被开发了。”
在她的规划中，就是把连接中心城区和滨海新区的这736平方公里，恢复“原有的坑塘风貌，水榭连通，让毛细血管一样的干渠连接起来，形成三分林、三分水、三分田、一分草的空间格局。”
经过两年多努力，目前，绿色生态屏障区一级管控区有林面积达到14.28万亩，林木（绿化）覆盖率达到20.4%，蓝绿空间占比提升到63.5%，“‘水丰、绿茂，成林、片林’的生态效应雏形初现。”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二级巡视员、双城生态屏障指挥部副组长范树合说。
津南辛庄湾原来分布有20余处池塘，如今通过人工挖掘，扩大水体面积，打造出15个生态湖，栽种了20余种水生植物，形成林、湖、花草一体的错落景致。7800亩绿色生态屏障片区内，林间百花盛放，岸边千亩稻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