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研究方向与留学专业关系十分密切，主要是文物保护管理体制机制研究。管理学研究在国内文物保护行业中仍属边缘领域，除少数团队在做相关研究外，业内外研究仍以历史考古和保护工程技术为主，文物管理的政策制定和实践运行仍依重经验和惯例。

　　管理学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与实践脱离的理论研究容易迷失于空泛而缺乏问题导向。同时，管理又最易受经验和习惯左右，从而丧失理性思考及对环境变化和问题苗头的敏锐察觉。因此，文物管理研究需要丰富深入的文物行业经验，同时掌握扎实的管理学理论和系统的研究方法，二者不可偏颇。

　　在海外管理专业学习经历最为受益的，应该算是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研究方法。课后大量、广泛的理论书籍阅读，结合课下和课上的团队案例分析、讨论、模拟与课程综合报告编写，结合实习工作和实习毕业论文撰写，从中训练形成的思维方式、研究方法与团队合作收获远远超过管理学知识的学习。

　　进入文物行业以来，在长期文物管理研究过程中，我们摸索形成跨学科理论、系统数据资料分析和深入案例跟踪的综合研究范式，可以说对于突破传统文物管理具有开创意义。在大运河、长城、大遗址等保护研究实践中，运用管理学、法学、财政学、资源学、行政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理论于其中，形成的相关国有文物资产管理、遗址土地产权、文物财政事权结构、文物机构运行模型等研究成果，经实践证明既具前瞻性，也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海外学习经历所培养的国际视野与交流能力，不仅仅在语言方面，更重要的是能将中国文物保护置于国际时空框架之中，对中国体制的形成路径与改革特殊性有更深入和立体的认识。多年来我们一直致力于将文物管理研究纳入国际合作平台，与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意大利国家研究委员会文化遗产研究院、英格兰遗产委员会等重要机构在大遗址、大运河和长城等领域开展深度学术合作，既有助于比较研究其他国家文物保护管理体制和政策法规及蕴含其中的隐性经验，更重要的是传播推广中国文物保护的经验和成果。从研究者角度来看，中国的文物特色、资源紧缺和社会的高速变革，带给中国文物保护管理的复杂程度远超其他国家，这也恰恰为文物管理学研究带来了丰富选题。通过建立国际比较的学术研究路线和发表国际学术成果，使国际学术界更加理解中国的特殊国情、特殊问题和独特经验，转变对中国文物保护简单化和教条化的陈旧认识。

　　总之，中国文物保护的管理研究可谓国际文物保护领域的前沿处女地，充满着挑战和未知，广阔天地大有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