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屋人家的百味人生(说香港)

　　“公屋单位是个让人又想、又恨、又爱的地方。”《我们都是这样在屋邨长大的》作者之一范永聪在序言中写的这句话，代表了很多香港公屋人家的情感。许多香港人曾经或依然在公共屋邨中生活，那里演绎的人间百态，耐人寻味。

　　香港住房大体上分三类：公屋（政府提供的公共租住房屋）、居屋（类似“限价商品房”）和私楼（商品房）。香港房价高企，目前有超过1/3的香港居民生活在公屋中。

　　上世纪五十年代，深水埗石硖尾徙置大厦的兴建，标志着香港公屋的诞生。徙置大厦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初，大体上经历了六代。第一代楼型设计成“H”或“I”型，高六七层，室内设计成狭长的一室，面积多为十一二平方米，供五六名成人居住。厕所、洗漱间、淋浴房公用，设在走廊上。

　　石硖尾邨最早的徙置大厦已经被改造或重建，仅存的美荷楼也成了生活馆。但走进1962年入伙的彩虹邨紫薇楼，仍能感受到第一代公屋简陋实用的风格。张女士的婆婆从1962年起就住进了紫薇楼一间公屋。张女士结婚后，也和丈夫、婆婆生活在一起。“当时，在香港能有这么一个地方遮风避雨，就是有家了，就很知足了。”张女士说。

　　1972年，香港政府正式推出一项影响深远的政策——“十年建屋计划”，主要由政府建造公共房屋或改建此前的徙置大厦，建设公共屋邨，廉价租给香港市民，改善他们的居住条件。此后，一些“含金量”较高的公共屋邨出现了。

　　那个时代，公屋面积已得以扩大，室内设计受到重视，一房一厅一厨一卫的格局被大量应用，满足都市人居家生活。为适应住户密度大幅提高、公共空间需求日益急迫的现实，公共屋邨留出大片空地配套建设儿童游乐场、市场、停车场等设施。20世纪90年代，屋邨建设逐渐标准化。

　　随着中心城区用地日益紧张，越来越多的屋邨建设在中心城区之外，成了香港新市镇的发源地。据了解，荃湾、沙田、屯门成为香港最早配合“十年建屋计划”而发展起来的新市镇。到20世纪80年代，大埔、元朗、粉岭和上水相继发展成第二代新市镇；80年代末及90年代初，天水围、将军澳和东涌也拓展出来，这就基本形成了当前香港公共屋邨，同时也是香港新市镇的格局。

　　进入21世纪，香港可建公屋的地皮越来越少，公屋建成量有所下降，轮候时间延长，公共空间也受到挤压。不过，公屋内部设计小巧而精致，更加人性化。

　　2003年宝达邨达佳楼刚刚入伙，张先生终于申请到一间。走进张先生的家中，棕黄的瓷砖铺地，干净整洁，30多平方米的空间，被设计成了三房一厅一厨一卫，足够他们一家四口以及一名工人居住。夫妻饭后常坐在客厅一角的沙发上看电视，电视屏幕离人仅约一米。“公屋建设供不应求，轮候时间越来越长。能有这样一间公屋，已经很幸福了。”张先生说。

　　“公屋单位是个让人又想、又恨、又爱的地方。”纵使百感交集，很多公屋住户回想昨日，记忆中更多的依然是美好和温暖，对公屋生活怀着眷恋之情——那是对家的感情。

　　傍晚洋溢到楼道里蜜汁鸡翅的香味，父母和孩子们边吃晚饭边讨论成绩单，铁门被风吹闭，热心的街坊拿着衣架帮助勾开……温馨的一幕幕，被《我们都是这样在屋邨长大的》作者们，满怀深情地记录下来。

　　乙明邨是香港现存的少数有外露楼梯的公屋之一。曾几何时，一到饭后，那里便倚着许多纳凉的街坊，谈天说地，不时发出笑声。深夜，也常有一些睡不着的街坊，烟头在黑夜中明灭。“那不只是通道，更是街坊们的心灵港湾。”一位市民说。

　　“我一生中最无忧、最快活的生活片段，都在那里。”“二十年的公屋生活，让我更明白了‘家’的真正意义。”“无论日子过得如何，一家人紧密伴随，相互扶持，那是人生最幸福的时刻。”范永聪感慨地写道，字里行间，回忆满载，美好充盈。

　　（据新华社香港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