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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民皆疾也。”瘟疫自古就是一个社会难题，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便有抗疫的记载。据邓拓在《中国救荒史》中统计，历史上有详细描述的“大疫”，周代有1次，秦汉13次，魏晋17次，隋唐17次，两宋32次，元代20次，明代64次，清代74次。曹植在《说疫气》中以“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来形容疫情中的民间惨状。每一次疫情的发生，都是一次关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考。在这一次次的战疫中，中国人顽强抗争，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良方。大的疫病以后通常会出一批好药，所谓“大疫出良方”。
东汉末年，张仲景著就《伤寒杂病论》一书，载方113 个，例如：治疗乙型脑炎的白虎汤，治疗肺炎的麻黄杏仁石膏甘草汤，治疗急、慢性阑尾炎的大黄牡丹皮汤，治疗胆道蛔虫的乌梅丸，治疗痢疾的白头翁汤，治疗急性黄疸型肝炎的茵陈蒿汤，治疗心律不齐的炙甘草汤等，都是临床中常用的良方。
晋朝葛洪《肘后备急方》立“治瘴气疫疠温毒诸方”一章，记载了辟瘟疫药干散、老君神明白散、度瘴散、辟温病散等治疗、预防瘟疫的方剂。
唐代名医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不仅总结了许多治疗传染病的方剂，还提出用熏药法进行空气消毒、向井中投入药物给水消毒等消毒法。
北宋期间发生14次流行病，其中有12次政府都颁医方，派官施药救疗。据北宋许洞的《虎铃经》记载，当时防治疫气的药方有“时气疫方”“霍乱吐泻方”“山瘴疟方”“瘟疟方”等。这些良方也沿用至今。
大疫出良方，大疫出良医，这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同疾病做斗争实践中经验的总结。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医界同仁通过临床实践，筛选出一批有效的方剂。
其中，临床救治组在前期的临床观察基础上，总结推出了以清肺排毒汤为代表的“三药三方”，在临床救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新冠疫情暴发，清肺排毒汤列入临床治疗期首选，并作为通用方，适用于轻型、普通型、重型患者，在危重型患者救治中可结合患者情况合理使用。清肺排毒汤在抗疫过程中大显身手，临床证明总有效率达90%以上，成为中医抗疫利器。此方出自中国中医科学院特聘研究员葛又文，他对湖北尤其是武汉当时的气候进行了分析。我国南方突来寒潮且阴雨绵绵，湿气更盛，再加上武汉地处汉江平原，湖泊河流众多，故初步判定，从中医角度看，新冠肺炎主要是因寒湿而起的寒湿疫。葛又文认为，邪气容易入里且易于传变，致使各个脏器受邪。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病因病机病理复杂，病毒对人体损伤严重。用药如用兵，治疫如救火，要在最短的时间、以最快的速度阻击疫情。治病讲究理法方药，用药讲究君臣佐使。葛又文依据前期有关资料，综合分析本次疫情特点，统筹考虑汉代张仲景《伤寒杂病论》这一治疗寒湿疫的经典医籍里的处方，最终决定将麻杏石甘汤、射干麻黄汤、小柴胡汤、五苓散四个方剂、21味药有机组合在一起，化裁为一个新的方剂。这个方剂不以药为单位，而是以方剂为单位发挥作用，方与方之间协同配合，使其在同等药量的情况下产生几倍量的效果，从而加快寒湿热毒排出的速度。此方剂一出，专家们迅速组织指导临床用药，疗效显著。
（作者系北京朝阳中医医院副主任医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