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面对这次危机和大考,医务工作者义无反顾、日夜奋战,公安民警、疾控工作人员、社区工作人员坚守岗位、日夜值守,众多志愿者真诚奉献、不辞辛劳……
“没想到的是,我当起了临时爸爸”
■ 杨秀林
湖北武汉
民意街派出所
民警
我今年56岁,从警已经23年。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我们对辖区情况进行了摸排后决定重点关注困难家庭和特需家庭。没想到的是,我当起了“临时爸爸”。
事情是这样的。秋秋是辖区内的一个13岁小女孩,她的爸爸、妈妈、爷爷和奶奶一家4口人被确诊为新冠肺炎患者,收治在不同的方舱医院,秋秋自己在家隔离观察。家里人很着急,不放心孩子一个人在家,又不敢让姥姥、姥爷上门照顾孩子,怕可能传染老人。
得知这个情况,我马上主动联系秋秋的爸爸妈妈。因为我就住在所里不回家,所以可以利用休息时间去照顾孩子,顺便给她送些水果、蔬菜等物品。
第一次去的时候,秋秋情绪很低落,有点儿紧张,话也不多。我能体会到她作为密切接触者、亲人又不在身边的恐慌。为了缓解秋秋的精神压力,我就问她,你喜欢吃荷包蛋还是水煮蛋?她说喜欢吃带黄、流油的煎蛋。我就教她怎么煎鸡蛋:锅里放油一定要烧热,冷油的话就会连窝(黏锅)。秋秋不会做饭,用火用电我都要反复叮嘱,比如做饭可以先用中火,这样会从容些,晚上睡觉把电源插头拔掉等。我还教秋秋在客厅里休息,不要去爸爸妈妈的卧室,还教她对客厅、厨房、卫生间门把手等物件挨个消毒。
现在,我每天会给秋秋量体温,让她跟妈妈视频聊天。最近,武汉的学校开始上网课,我还多了一个任务,就是督促秋秋学习。这样秋秋的作息时间也更有规律,状态也越来越好。2月24日这天,我听到最高兴的一件事是:秋秋的妈妈治疗效果好,很快就能回家了。
很多人问我,天天往社区跑,怕不怕?我经历过1998年抗洪、2008年雪灾,这次疫情是最有挑战性的,说不怕是不可能的。我当过兵,自身免疫力还可以,只要做好防护,我觉得问题不大。我已经快两个月没有回家了,派出所里很多民警都是这种状态。等到疫情结束,最想美美睡一觉,亲亲我的小孙女。
张远晴 姚丽娜整理
“只要有人有需求,我们就必回应”
■ 董守芝
湖北武汉 江汉区
唐家墩街西桥社区
主任
我们西桥社区常住人口有16633人、7351户,是一个混合型大社区。辖区中有物业管理的小区有6个,老旧小区11个,平房422栋。
我们社区距离华南海鲜市场只有2公里。早在1月23日武汉下“封城令”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始了“四清一消杀”工作:清楼道、死角、屋顶、阳台,用喷壶装上稀释的84消毒液,对公共区域进行消杀。
“封城”之后,社区工作者、下沉干部和志愿者一起开展联防联控、群防群控,要求做到依法防控、科学防控、精准防控。到了拉网式大排查阶段,我们通过微信、电话、上门等方式,做到了社区内排查不漏一户、不漏一人。
包括我在内的所有工作人员的手机号都在社区里公示,我的手机除了凌晨2时到早上6时这几小时外,其他所有时段都不停地有电话打进来,每天得接100多通。电话那边有求医的、买药的、送人看病、上班的、煤气用完了的、饭菜不够的……只要有人有需求,我们就必回应,已经连续一个多月没休息过,成了居民眼中“神一样”的存在。
我们将社区的37个出入口减少到17个,每个口每天6人轮班看守;为了方便辖区内特困人员的生活,我们开展了送医、送药、送菜、送粮油食品、送心灵慰藉的“五送”工作。
正月初三那天,社区门口来了位求助者。为了带孩子治病,一家三口年前从红安县来到武汉,封城后没能回去,就一直在酒店暂住,现在弹尽粮绝,连孩子的奶粉钱都没有了。
我和同事拿了牛奶、方便面、口罩送给他们,还帮着申报了3000元的贫困救助金。我想说,疫情之下,不能因为不是武汉人就不管;只要走进西桥社区的人,就都是一家人,我们都会去关心关爱。
在抗疫过程中,社区是起始,医院是终端。如果社区做不到早发现、早报告、早诊断、早治疗,那医院的病人肯定还要增多。社区工作一方面要减轻医院压力,另一方面要阻断传染源,让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得到保障。
我既是社区居委会党支部书记、主任,也是社区居民。在这次疫情中,减少感染率、防止蔓延、保障人民生活安定,就是我的工作目标,我和我的同事们正在为了这一目标努力工作着。
本报记者 张远晴 宋 爽整理
“你在武汉不怕吗?我的回答永远是,不怕”
■ 韩 同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主治医师、第三批援助
湖北医疗队成员
我所在的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第三批援助湖北医疗队,在元宵节当天从长沙出征,次日凌晨正式开放病房,收治病人。不到13个小时,50张床位全部满员,入住患者都是重症或危重症,平均年龄65岁。
虽然来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工作环境,但各项救治工作都在团队领导和各医疗护理小组组长的带领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关于上班时怎样做好个人防护,下班后怎样做好房间内的消毒和预防工作,医疗队也群策群力,很快制订出了科学合理的工作及生活流程。
这几天很多朋友问我,你在武汉不怕吗?我的回答永远是,不怕。不是因为我多么勇敢或伟大,而是我身边有互帮互助的同事,有处处关心我们饮食起居的几位护士长,身后有支持着我的家人,有鼓励我的各位前辈老师,还有时时刻刻为我们做着后勤保障工作的湘雅二医院。
还有很多人问我,在武汉累不累?累,但是护理部的老师和兄弟姐妹们更累,他们才是这次战役中最值得钦佩的人。
如我们常说的“三分医疗、七分护理”,医生查看完病人、做完操作,如果病人病情稳定,便可以在隔离区外处理医嘱、记录病程。
而护理部的战友则需要穿着防护服,24小时不间断地在病房里照顾病人。抽血、打针、换药、测血糖、发口服药、监测生命体征,甚至发饭、打开水、搀扶病人上厕所等都是他们在做。他们身兼护士、陪护、家属于一职,明明在家里也是被宠着的孩子,在这里却都变身为最勇敢的战士,奋斗在前线的前线,默默守护着病人的健康。
我有信心,我们一定能够打赢这场防疫阻击战。这信心源于病房内已有2名患者从病危转病重,接近20名患者从重症转普通,复查后或将于近期出院;源于从战“疫”开始就一直奋战在前线的医护人员的坚毅脸庞;源于默默无闻、不辞劳苦却始终积极乐观的班车师傅。
本报记者 张远晴 宋 爽整理
“那些在奉献着的人们照亮了我的灵魂”
■ 杨 雪
湖北武汉 洪山区
志愿者、某传媒
公司导演
我是土生土长的武汉人。如果武汉是一个人,那么它就像我们的妈妈,它倒下了,我们的生活瞬间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它一直在默默运行的时候,我们从来不觉得什么,每一天都是理所应当的。所以当武汉出现了这么严重的疫情,我心里很难受。武汉就是我的家,家里出了事情,子女们都想尽力。
作为一名志愿者,我每天睡觉前都要确定次日开车运往方舱医院等地的物资数额,然后再看看能否顺路接送医护人员。我还发起了一个名为“一封画信为你加油”的活动,每晚回到家就整理当天收到的画信,再把它们剪成视频,送给小朋友们。
我做志愿者一开始是因为我妹妹,她是同济医院的护士。有一天早上7点,她打电话把我叫起来,说护士长通知她去上班,但外面没车,问我能不能送她。当时天刚蒙蒙亮,我睡得迷迷糊糊,搞清楚状况后立马就答应了。其实当时我很害怕,挂了电话后,手都是抖的。我天天待在家里,根本不知道外面是什么样子。
直到第一次上路以后,我才发现事情没那么恐怖。想着我妹妹要上班,还有更多医护人员也要上班,就打算多接送一些人。偏偏这时候运气来了,有一个朋友发现了洪山区团委的志愿者招募公告,于是我们就火速报名,成为了洪山区的志愿者。
有一次我开车送物资的时候,跟一辆军车并排等红灯。看见我的车上贴着志愿者的车标,当时兵哥哥就把车窗摇下来,给我敬了一个礼。那一刻我觉得,在做这些事的时候,有股力量会让人坚强。
在灾难面前,我的志愿工作让我感受到了内心深处的光芒。在最困难的时期,那些在奉献着的人们照亮了我的灵魂,让我相信善良和希望永远存在。
本报记者 张远晴 董成文整理
“做快递员,这种时候就要出来送货”
■ 钱冉昊
京东物流武汉
将军营业部
站长、快递员
受疫情影响,不少回老家过年的快递员无法正常返岗,其中就包括给金银潭医院定点配送的快递员。于是,在负责整个站点运营的同时,我还负担起向金银潭医院送货这一特殊的工作。
寄往金银潭医院的快递中,单量最多的并不是医护人员自己网购的东西,而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爱心人士、爱心组织在网上下单后捐赠给医院的物资,包括口罩、消毒液、方便面、牛奶等。这些爱心订单,少则一天五六十件,多则一两百件。其中有普通网友捐赠的,也有像加拿大魁北克湖北商会这种海外团体捐赠的。
订单大多是“盲投”,也就是没有写明具体收件人,只让我们转交给医护人员。有些订单由于收件人电话号码是空号,于是我们打给寄件人,寄件人会说:“帮我转交给需要的人就行,你们快递小哥也辛苦了,你们也留一点吧。”
有人觉得去医院送货很危险,好在公司给站点配备了充足的口罩、防护服、护目镜、手套。只要做好防护、勤洗手,就应该是安全的。
我每天早上7点前到达站点,和助理一起对全站进行消杀,此外还要给每个快递员量体温,确保他们的身体健康。每天早会上,除了当天的运营安排外,我跟快递员们说得最多的就是,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说实话,管着一二十人的站点,我担心他们每一个人,但这帮兄弟们都挺乐观,有时他们回来会跟我报告,说今天出去送货,客户很感激,非要在微信上给他们发红包。
我觉得,做什么工作都要对得起自己的岗位。当兵就要打仗,当医生护士就要治病救人,我们做快递员的,这种时候就要出来送货。毕竟,这么多人被困在家里,网购的这些防护用品、生活物资都等着用,总得有人送。
本报记者 张远晴 董成文整理
“我愿意捐献血浆,去帮助更多患者战胜病毒”
■ 小李
北京 新冠肺炎
痊愈患者捐献
血浆第一人
我今年32岁,老家在湖北荆门,一直在北京工作。年前我回了一趟老家,大年初一回到北京。
没想到,回京没几天,家里老人开始不舒服。后来,我和婆婆相继被确诊感染了新冠肺炎。1月31日,我住进丰台中西医结合医院南院区接受治疗。
刚住院时,我内心很忐忑,虽然自己症状较轻,但家里除了我还有老人也被确诊了。我既担心2岁的孩子被感染,又惦记生病的老人。
那段日子,医生、护士们常常会进病房陪我聊天,这给了我很大安慰。 医生告诉我,这个病是可以治愈的,只要好好配合治疗,很快就可以康复。医生的话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住院期间,手机可以正常使用,我就常用手机和家人聊天。得知住在北京地坛医院的婆婆退烧了,家里的孩子也一直没症状,我才放下心来。
医生告诉我,我们最终要靠自身的免疫系统来打赢跟病毒的这场战争,所以我一直强迫自己一定要多吃东西、多休息,好好配合医护人员,积极治疗。
住院期间,我看到新闻里说痊愈患者的恢复期血浆能救治重症患者。眼见自己一天天康复,我就特想捐献血浆,尽一点自己的心意,让其他病人共同渡过这个难关!
2月18日,经过医护人员精心治疗,我和另外两名确诊患者经检查符合出院标准,成为丰台区区级定点医院首批治愈出院的患者。丰台区卫健委得知我们几位即将出院的患者申请捐献血浆,就紧急联系了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经过检查,我幸运地成为北京首位符合捐献标准的新冠肺炎痊愈患者。
走出隔离病房,我就上了院子里的采血车,伸出胳膊,把血浆捐献给仍在与病魔搏斗的病友。
看着鲜红的血液顺着导管流进采血袋,我反而感到很平静。感谢医护人员把我治愈,我愿意捐献血浆,去帮助更多患者战胜病毒!
本报记者 贺 勇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