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湖北、武汉从来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许多人都通过不同的方式,尽其所能,向湖北、向武汉提供帮助,或捐钱、或捐物。
同时,多地派出医疗队出征援鄂,义无反顾,驰援力量已超1.1万人。
在这些援军中,医护人员忘我工作、甘于奉献、救死扶伤的故事比比皆是,让人感动至深。
本版选择了北京市属医院支援武汉医疗队的三个故事,以飨读者。
清华长庚医疗队——
“相信科学,咱们能挺过去”
韩冬野
1月30日,按照北京市属医院支援武汉医疗队的整体安排,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援鄂医疗队的11名队员分别编入早9点、下午3点、晚9点的三班,开始为确诊患者服务。
早7点洗漱吃饭,第一波队员乘坐班车准时出发,前往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西院区。虽然接诊的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确诊患者,但大家均来自疫情相关的科室,并且均经过专业防护培训,所以心态很平和,一起喊了加油的口号。
下午上班的队员,则在上午去超市采购生活用品。“一旦进入隔离病房,我们必须要自我隔离,不能随意出入、接触外人。”呼吸/感染专业护士孙雪洁说。
清华长庚援鄂医疗队的第一个班:8名护理人员分两批进入医院西区12楼病区;3名医师与1名同仁医院医师、2名当地医师,共同负责12楼与10楼两层楼的46位患者。进入隔离病房前,队员互相协助和检查防护用品是否穿戴到位,做好自我防护工作。
一个班6小时,医师们组织查房,针对患者的病情开立相应的医嘱,护理人员为患者测量生命体征、执行给药和静脉输液等操作、提供生活护理和心理支持、执行入室环境介绍和健康宣教……
第一个班结束,队员们有两点一致感受:最累的不是上班,而是穿脱防护服;对于患者来说,情绪的安抚与对症治疗同等重要。
穿防护服平均需要大约半个小时的时间,刚刚穿戴好,会感觉透不过气,浑身冒汗。即使佩戴护目镜前在其内侧涂抹了洗涤液,仍然很快就变得雾气蒙蒙。为方便辨认,大家相互给对方防护服前后写上名字。防护服像一个不透气的“套子”,穿上了它,医护人员在接下来至少6个小时里,不能吃喝、不能上厕所,不断完成医疗照护工作。
为此,一些医护人员在长大后第一次穿上了纸尿裤。而越严密的防护就意味着越喘憋、口干,甚至头晕、头痛,护目镜上的雾气形成了水珠,不断地下流,身体里的水都化成了汗,把衣服湿透了。“最舒适的时候就是洗手后的清凉,能瞬间凉快两三秒。”孙雪洁说。
在成人病房中,年轻的患者36岁,年长的则有87岁了。“走到患者的身边,能看到那眼神里充满了对疾病的恐慌和对活下来的渴望。”清华长庚援鄂医疗队队长郭军说,除了维持患者生命体征、对症给药,给予患者更多的关心和心理安慰,是医护人员做得更多的事情,和救治同等重要。
危重患者会不断地按铃,诉求自己的痛苦,护士一遍一遍进入病室安抚情绪。“室内是空间紧促的病房,身边都是呼吸困难的病友,外面是一座空城,面前的医务人员穿得像‘太空人’,我们站在患者的角度,能理解他们几乎崩溃的心理。”郭军说。
结合不同患者的病情,郭军会和患者针对性对话,给危重症患者解释病情时说得尽可能详细些,给年轻的病人则多输入信心。比如,面对一位同龄的男患者时,郭军说:“你40岁,我也40岁,咱们这个年龄是抵抗力比较强的。你已经发病15天了,差不多到极限了,要对自己有信心,症状会渐渐好转的。”
郭军和患者强调最多的话是:“相信科学,咱们能挺过去。”
“从隔离病区走出来,摘掉口罩帽子看到自己的脸被汗渍泡得浮肿,勒痕触目惊心。照镜子时第一次觉得自己毛孔怎么那么粗大,皮肤粗糙,嘴唇发紫,真是丑爆了。”孙雪洁说,“还有病患不断收治住院,我们的工作将日复一日进行下去,直至疫情控制。”
北京胸科医院医疗队——
“这里就是没有硝烟的战场”
丛 林
1月30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重症医学科医生张楠等人,第一次进入隔离病房,正式进入抗击疫情的最前线。他们一个班次的工作时间是6小时。
张楠说,虽然工作量并不是很大,但穿上隔离服带来的呼吸不畅、脱水等问题,让整个人很疲惫,经过几天适应才好了。到武汉以来,感受着紧张的抗疫氛围,看着医护人员每天的状态,体会到病人紧张的情绪,张楠第一次感受到什么是没有硝烟的战场。
问:6个小时的工作后,状态如何?这工作是一个什么样的强度?
张楠:在隔离病房里工作量其实不是太大,比在自己医院还要轻松一些。但是,在自己医院穿的毕竟是普通的衣服,在这要穿防护服,戴N95口罩,穿隔离衣,戴鞋套,捂得非常严实。喘气稍微有点费劲,出汗非常多。举个例子吧,我昨天是夜里12点进的隔离病房。进去之前,我喝了一瓶矿泉水,刚穿上衣服就开始冒汗,然后一直就在出汗。出汗以后非常渴,衣服都湿透了。回到清洁区补了1000毫升水才有尿。6个小时的班其实时间不长,但是感觉疲劳程度要比平时的班大很多。
问:当地的医护人员和市民看到北京来的医疗队,是什么样的态度?
张楠:武汉协和医院西院的医务人员看到咱们来了很高兴。来了帮手了,还有专家,可以帮助他们制定一些方案和策略,能更好地把防护做到位,做得更精准一些,质量把关能得到更好保证。
我们能够接触到的市民比较有限,比如酒店的保洁阿姨,还有外面超市、药店的售货员,他们对我们的到来也都表示欢迎和感谢,对我们非常友善。
问:从你的视角看,怎么形容现在的氛围?
张楠:以前抗击SARS的时候,大家都说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场。这次媒体也在说这是没有硝烟的战场。我们都是和平年代的人,没有经历过战争,所以对这句话的理解只停留在表面。
来到武汉,进了病房之后,尤其是我们那天交接班的时候,看到那么多护士,有他们本院的,也有北京的,大家一窝蜂地都进到准备间里面穿隔离衣,穿防护服,然后就义无反顾地拉开了病房的门,走了进去,一个个非常坚定地走了进去。
我想,鉴于目前武汉的状况,全国各地的医护人员都来支援,都是这么一个流程,大家做好准备就上了一线,义无反顾。刹那之间我就明白了什么叫没有硝烟的战场。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医疗队——
“虽然你看不到,但我口罩后面是微笑”
郭 京
2月3日,我再次进入病房工作,熟悉了环境,一切变得亲切而顺手,就连厚厚的防护服好像也不再那么憋闷了。
早交班结束后,我和协和医院的护士瞿颖一起,与每名患者打招呼,了解他们的需求。之后是为患者测量体温、脉搏、呼吸、血氧饱和度以及进行个性化的服药、输液。
在病房里转上两圈,让我感觉浑身冒汗。然而在忙碌的工作中,我始终保持着轻松的心情,在雾气腾腾的护目镜和严实的口罩后,我始终面带微笑,虽然患者看不清我的表情,但我工作的好状态,让我负责的患者面对治疗也显得更积极、乐观。
这个过程中接到一个呼叫,响应后我走到床前准备为患者更换输液。这名患者显得很焦虑,过程中不停提问:“我家里人都不在身边,连个给我送东西的人都没有。姑娘,我该怎么办啊?你说我得在这里住多久啊?”
一连串的问题让我感觉到他也许并不缺少物品,缺少的是家人在身旁的陪伴和关心。
为了减轻患者的心理负担,我耐心地听他诉说,在他停顿的时候我插空问了一句:“您今天是不是好多了?”
“好多了。”
“加油啊!”
“哎,谢谢!”
之后,他主动告诉我这两天体温降下来了,身上好像也有劲儿了。
我一边换液,一边安慰他说:“一切都在好转呀!我是从北京来的,我的许多同事也在这里。不光是北京,很多省市都派了很棒的医疗队来。国家非常重视,您就放心治疗吧,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他仿佛从我的话语中得到了安慰,连连道谢,还说想戴上眼镜看看我长什么样子。
我说,您不用看清楚我,我给您在床边墙上贴了一张纸片,等您恢复点了可以戴上眼镜看看。我在纸上写的是: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请您加油再加油,我们一起努力再努力!
下班前我特意去和这名患者道别,他看见我,只说了两个字:“加油!”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身体很疲惫,但当我走出医院大门,暖暖的阳光照在身上,我想,今天也是阳光明媚的一天,明天只会越来越好!我们一起加油吧!
(作者为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普外科护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