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时候梳理一下我们身边眼花缭乱的文化遗产符号了。
进入21世纪,中国世界遗产保护进入跨越、融合阶段,新“遗产”类型不断出现,成为了令人瞩目的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
2019年,中国拥有的世界遗产数量已与意大利持平,并列世界第一;2020年,中国将再次成为世界遗产大会的主办国。“世界遗产”理念一定会由此生成巨大的社会动能。最直接引发的趋势,是各项新兴的“遗产”,开始借助世界遗产的理念或方式,加速形成独立的运行体系。联合国粮农组织于2002年提出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国际灌排委从2014年开始评选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以及在2019年末相继公示、公布第三、四批名录的“国家工业遗产”和“20世纪建筑遗产”……都在国内得到迅速发展,功能与名气日益为公众所熟知。它们大多贴近“文化遗产”类型,全球性、领域专业性特点也非常明显。许多项目又与世界遗产名录和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有重叠现象。比如,我国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统,于2010年被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2013年,“红河哈尼梯田”又以文化景观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
相比于“世界遗产”来说,这些新秀无论是其获得过程的复杂性、荣誉呈现的庄严性还是担负责任的艰巨性,都表现出更“轻”、更灵活的特点:领域细分、平台多样、实用性强、程序简单、易于活化;对社会经济发展也同样产生巨大支持作用。“轻遗产群体现象”的出现,是世界遗产尤其是文化遗产理念的社会化过程,也是世界各地不同社会领域、行业对自身文化内涵的自省与深化。
所以,不妨将这些行业或者专项的、并列于世界遗产评估体系、有独立定义和标准的衍生遗产类型,都视为“轻遗产”。
但是,轻遗产仍然不能等同于世界遗产,也不能大而化之地等同于其中的“文化遗产”。换句话说:能够名列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文化遗产”“自然遗产”“文化与自然复合遗产”,要比成为任何一项“农业遗产”“灌溉工程遗产”“工业遗产”难多了。
那区分轻重的意义又在哪里呢?“轻”与“重”并不是要划分“高”与“低”,更不是争个资格先后。从文化遗产传播的视角看,世界遗产理念由精英理念进入大众视野,进而成为社会发展动能,这是好事。但并不意味着可以稀释、忽略世界遗产赋予的责任和一个国家对全人类的庄严承诺——没错!世界遗产的初心,就是成为人类演化过程的印证载体。落实到保护、监督和使用时,每一个具体项目,都可能意味着非常艰巨的付出和难以用经济利益回报来衡量的巨量投入。
而轻遗产则更“轻”,更容易活化,更容易被重新规划,更容易迅速融入当今社会发展,成为文化空间和景观风貌。这就意味着轻遗产的社会意义和功能,并不“轻”,甚至可以带来“重”效应。所以,关注轻遗产现象,善于辨识和使用轻遗产,这在当今文化产业和文旅融合发展势头中,是一种基本技能,具有非常广泛的实用意义。
链接
“世界遗产”项目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要发起并执行的国际遗产保护公约框架。其正式启动于1972年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简称“世界遗产公约”)。
作为申报过程的一部分,缔约国必须首先展示遗产项目的突出普遍价值和管理规划;同时,在申报之后,缔约国必须通过有效的长期管理以及一系列能够让其保护行为得到验证的程序,兑现其保护遗产突出普遍价值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