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期刊是传播文学价值观的媒体（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文学期刊篇⑦）

　　让读者与文本重建关联

　　何 平：你为什么选择离开《小说月报》到《中华文学选刊》工作？

　　徐晨亮：2018年3月我来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担任《中华文学选刊》执行主编之前，曾在《小说月报》杂志工作过10年。这两本杂志都是专业文艺出版社办的选刊，有很多相似之处。差别主要在于，《小说月报》创办近40年，早已形成明确定位，身在其中，连续10年月复一月地选稿发刊，难免有职业性的倦怠和磨损，也会让人对自己的审美判断产生怀疑：读者究竟是认可编辑的眼光，还是出于对杂志既有品牌的信任？而《中华文学选刊》1993年创刊时，已有多家为读者所认可的选刊，20多年来它又一直没有形成特别稳定、鲜明的特色，故而在业界与读者中的影响力无法与《小说月报》相比。但作为一本综合性文学选刊，它所提供的空间和可能性是极为丰富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也一直期望将《中华文学选刊》与《当代》等刊打造成品牌文学期刊方阵，集聚作者资源、展现专业实力的平台。我选择接受这个挑战，把它当成一次职业生涯的重新出发。

　　何 平：你觉得文学选刊和原创文学期刊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徐晨亮：从国内文学期刊总体格局来看，绝大多数作协文联系统主办的文学期刊和社办刊，因客观条件所限，无法依赖市场发行生存，主要立足于业内标准，如选载率与各类奖项，建立自身的评价尺度；而选刊则不能完全将视野局限于文学圈内部，必须要在业内与普通读者之间扮演桥梁。除了关注创作潮流，也需要研究社会上的阅读行为与阅读场景的变化。作家可以只为了理想读者写作，但文学选刊则要设法吸引非理想读者，帮助他们进阶为理想读者，这样才能重建文学与读者、文学与外部世界的鲜活关联，以及更为健康的整体文学生态。

　　何 平：在《小说月报》期间，你是感觉到读者构成和阅读趣味的变化，才开设“开放叙事”吗？

　　徐晨亮：大约在2010年前后，《小说月报》发行量从高点回落的趋势已经比较明显，通过调查我们发现，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积累的老读者由于精力下降而自然流失，而年轻一代读者又未能及时补充，所以当时的主编指示我多关注年轻作家，并尝试利用互联网增加传播途径，吸引年轻人的关注。2014年接任执行主编后，我把之前几年的实践总结为“内核稳固，边界开放”：内核稳固，方不至随波逐流，边界开放，所以能不拘一格，向充满可能性的外部开放。2015年开设“开放叙事”栏目，推介过各类跨界性、探索性的文本，还做过科幻文学、网络文学、“90后”、新海外作家等一系列专题。但落脚点仍是发现读者与文本重新建立关联的可能性。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深切体会到，文学期刊不能把自己变为“期刊文学”的自留地，很多“期刊文学”圈子之外的作者，其写作往往更切近文学的本源；另一方面，我也感受到小说这一文体自身的限制，以及目前仍以小说为中心的文类秩序内部存在的问题。

　　“撷英采华”的选刊定位

　　何 平：我发现从2018年开始，《中华文学选刊》开始打破传统的小说、散文、诗歌三个文体大类，在栏目上做了一些更细的划分。

　　徐晨亮：在1993年《中华文学选刊》创刊号上，有冯牧先生一段寄语：“求真求深，宜精宜新，曲高和众，异彩纷呈。”其实后来者探索的方向都已浓缩其中，具体要做的只是充分研究目前的文学创作格局和读者阅读取向，让这本刊物达到应有的格局和高度。《中华文学选刊》曾有很长时间维持一部长篇、两部中篇、三部短篇加上名家散文、诗歌的格局。2017年底人民文学出版社将选刊编辑部与《当代》编辑部合并，为了避免与《当代·长篇小说选刊》重复，重新调整了《中华文学选刊》的栏目，取消长篇，设置了“主编阅读”“实力阅读”“作家记事”以及推介新锐作者的“锐阅读”、关注科幻等类型文学的“潮阅读”、选载海外华语文学的“八方阅读”等栏目。这样的栏目划分背后代表了一种打破传统文类划分，更具全局性与前瞻性的“大文学”理念。就任执行主编后，我又与社领导及编辑团队反复讨论，进一步明确提出了“跨越文体、类型、媒介、代际、地域的综合性文学选刊，从生长中的现场发现当代汉语写作的高度与活力”这一新定位。

　　何 平：选择“跨界”“越境”的办刊思路，你是否认为这是当下写作的新趋势，这样做是一种顺势而为？

　　徐晨亮：确实是顺势而为，不但是顺应当下写作的新趋势，也是顺应文学传播和阅读的趋势。“跨界”的前提，恰恰是承认界线的存在。目前的整体文学生态中，传统文学期刊与广义的文学出版、大众媒体、网络媒体之间，正逐渐显露出种种判断标准的分歧。有人做过统计，近几年文学期刊主导的文学排行榜与各类媒体榜单、畅销书榜单上重合的作者很少，可以说是“多种关于当下文学的想象并存”。与此同时，也有不少同仁在努力打破不同“生态圈”彼此隔绝的态势，尝试写作与传播形态上的跨界融合。作为综合性文学刊物，《中华文学选刊》自然要与之呼应。一年多来，除了文学期刊上的新人新作，“花城关注”、《十月》杂志“思想者说”等具有前瞻性的栏目，我们也选载过《读书》《读库》《单读》等文化类出版物和豆瓣阅读、网易人间、微信自媒体上的作品，关注过《鲤》杂志举办的“匿名作家计划”，推介过黄锦树、袁哲生等海外华语作家的创作，甚至还邀请作者将学术期刊上的长篇论文压缩为适宜文学刊物的版本。此外，朱伟《重读八十年代》、西川《唐诗的读法》、张新颖《沈从文的前半生》、张定浩《取瑟而歌》等新书上的内容，也丰富了选刊的主题。2018年末，我为《中华文学选刊》拟定了一个新的英文译名：“Florilegium： Chinese Literature Today”，Florilegium一词兼有文摘与群芳谱之义，用以涵盖选刊“撷英采华”的定位最为恰当。而这也与“生长中的现场”这个提法相关，我们希望呈现的是一个充分具有“生物多样性”的花园，不同文体、类型、媒介的作品，不同代际、地域的作者，如品类各异的植物，既争奇斗艳，又彼此滋养。

　　体现多样性与丰沛活力

　　何 平：2019年新刊完全保留的栏目只剩下了“实力”和“读大家”，其他的栏目做了归并或重新命名，增加了“聚焦”和“艺见”。你觉得现在的设计多大程度兑现了你的预想？

　　徐晨亮：“聚焦”类似新闻类杂志的封面报道，每期推出关注文学现场的深度专题，或者现象级作家与特定主题作品的专辑，“实力”栏目选载代表文坛主流取向的海内外作家中短篇小说，“锋锐”关注有题材开拓性和形式探索性的新人新作以及类型文学和网络文学作品，“非虚构”栏目则是对小说类作品的补充。此外，还开设了“读大家”“书架”“行走”“肖像”“对话”“艺见”等更具主题性的栏目。

　　我想重点补充的是，文学期刊过去被定义为一种刊载作品的平台，但它同时也应该是传播文学价值观的媒体。随着期刊作为作品刊载平台的意义逐渐弱化，有必要更加强调文学期刊特别是文学选刊的媒体属性，即成为有独特价值观、兼具信息整合能力和传播能力的文学媒体，能帮助读者从浩如烟海的信息流中，筛选出有价值的部分。哪怕未来的传播格局继续变化，我们依然可以利用既有品牌转型成一个微信公众号或者小程序。为此，必须从现在开始未雨绸缪，加强介入文学现场的深度、广度与策划含量。2019年我们的一系列策划，包括“聚焦”栏目的年度盘点专题“请回答，2018”以及引起广泛讨论的“刘慈欣宇宙”，非虚构栏目的“女性书写小辑”等等，都体现了这样的思路。总之，我期待未来的《中华文学选刊》不仅能向读者提供特色鲜明、有阅读价值的文本，也能让读者通过这本小小的月刊感受到当代文学的多样性与丰沛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