碗坨儿（食话）

　　说的是黍。

　　黍是北方最古老的植物之一。《礼记·月令》和《说文》中对它的形状和品性都有记载。而最让现代人记忆犹新的，莫过于唐代大诗人孟浩然《过故人庄》中对它诗意的记述：“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

　　在那些流逝的岁月中，黍曾经养活了这片土地上许许多多的生命。

　　但在我的老家甘肃静宁李家山，它不叫黍，叫糜子。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老家乡亲们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但小麦面（我们叫白面）仍然不是想吃就能吃的。乡人的饭食，平日里大多还是以杂粮为主。玉米、高粱、莜麦、土豆、谷子面都是日常餐桌上的主角，当然，也少不了糜子面。但糜子面不能用来做面，只能用来做馍吃。

　　糜子馍最常见也最好吃的做法是碗坨儿。

　　我小时得过腰椎结核，体弱。父母怜惜我，怕干农活累坏了身子，兄妹四人当中，分派给我的只有一个活：放羊。从小学一直到高中，每年寒暑假，我和那些羊几乎跑遍了老家的沟沟峁峁。夏季放羊要赶早。一般6点多出门，找一个青草茂盛的去处，让它们使劲吃。10点多，气温开始升高，羊怕热，该是回圈的时候了。

　　回得家来，羊是饱了，我的肚皮却饿得咕咕响。扔了鞭子，赶紧溜进厨房，有时候手也顾不上洗，火急火燎地掀开苫在竹篓上的布，抓上半个糜子面碗坨儿，掰成小疙瘩，放在碗里，再冲上凉白开，用筷子迅速捣碎。呼噜呼噜，不到两分钟，连吃带喝，来个碗底朝天。

　　那时候，常见小脚的奶奶倚了房门看我的狼狈吃相。奶奶笑着说：你这娃，肯定是饿死鬼转世的，像几辈子没见过五谷一般！我放了碗，边抹嘴皮边讪笑着回答：奶，是你老人家烫的碗坨儿太好吃呢！

　　糜子面碗坨儿，我们也喊它米黄馍馍，其制作中的紧要处，就在这个“烫”字上。

　　父母那时候经常带着哥哥姐姐下地，做饭的重任就落在了奶奶肩上。这个在岁月里经受了磨难的小脚老人，在厨房里却有着让人惊叹的手艺。

　　一般是午饭过后，她就在大锅里烧一些开水，然后取了糜子面置于盆中，糜子面是早先磨好的，但是只能用粗磨，不能太细。待水烧开后，她就用勺子舀了，边往盆里浇洒，边用筷子迅速搅动——水不能太多，但要保证烫到糜子面。90多度的水遇到糜子面，使糜子面中的糖分得到最大程度的释放。如果水温不够，或者烫面的过程拖沓，就成了“死”面，即便是蒸出来，也不好吃。

　　面烫好之后，要揉一会儿，让它保持相应的硬度，然后用餐布苫了。奶奶说，这个步骤是“醒”面。

　　“醒”面大概要半小时左右，待到面团爆裂出一些小口，就说明面已经“醒”好了，遂倒入事先预备好的流质酵母，再用筷子在盆中迅速搅动，让酵母和面得到充分接触。在酵母催化下，糜子面会嘟嘟冒出气泡，这时就可以分别盛在碗里，下锅蒸了。那时候的晚餐都就地取材，在锅底放一些玉米、洋芋啥的，柴火填足了，大火烧开。40分钟后，一锅香喷喷的糜子面碗坨儿和煮洋芋、玉米就做好了。父母从地里回来时，月亮已经悬在半空，一家人围着炕桌晚餐，艰辛的日子便也有了几分温暖。

　　但即便是这样好吃的食物，在我的内心，也是又爱又恨。那是30年前，父亲和哥哥相继患病，他们是家里的主要劳力，治病刻不容缓。那时家里地里种的东西，能换钱的只有小麦和党参。叔父和我拉了小麦和党参去10公里之外的集市上换了钱，给父兄治病。家里留了不多的小麦面，只是供爷爷奶奶和大家逢年过节吃。记忆中那一年，基本就是靠糜子面碗坨儿过来的。

　　我那时在老家上初中，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日日糜子面碗坨儿，顿顿碗坨儿糜子面，即便是最香甜可口的食物，天天吃，难免也会心生厌倦。记得每次课间吃干粮的时候，我都会发愁。偶尔，家庭条件比较好的同学，说我奶奶烫的糜子面碗坨儿好吃，会拿了自家的白面馍来换，我倒也乐意顺水推舟，借此饱一下口福。

　　如今，奶奶已作古多年。我居住的小区对面经常有妇人推着小车在吆喝“米黄馍馍，香甜的米黄馍馍……”那吆喝声，似乎是一种召唤，总能勾起我内心一些封存已久的东西。

　　但我一直没有买过米黄馍馍，我怕一口咬下去，会吃出一脸泪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