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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腊子口战役纪念馆里，有一组展示一位藏族土司开仓放粮支援红军的雕塑，和一份追认为革命烈士的证书。
这位土司就是杨积庆。
土司，元朝始置，是中国古代边疆的官职，多封授给西北、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首领。土司政府承担赋役、纳贡、并提供军队，对自己的部族拥有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力。云南、广西、贵州、湖南都曾有土司存在。
作为甘南卓尼第19代土司，杨积庆却并不“土”。他精通汉语、爱好摄影，兴趣广泛。时人这样评价杨土司，“聪明过人，幼习汉书，汉文汉语，皆甚通畅”。
杨土司尤其喜好接待前来卓尼的外国考察家和传教士。1925年春天，他还和来甘南考察的美国植物学者洛克成了结拜兄弟。这些交往都扩大了杨土司的眼界，有人称他为“洋土司”。
“他的思想激进，易于接受新事物，推广先进技术和文化”，与杨土司有着深厚友谊的范长江在他的名著《中国的西北角》一书中，对杨土司有这样的描述：虽身居僻壤，未迈出卓尼一步，但每天都看全国各地大小报纸，及时掌握国内外形势，他在上海、天津等地都设有商行，常有书信往来。时逢国难当头，日寇发动了侵华战争，他很关心政治时局，忧国忧民感慨激愤。
身为藏区统治者，杨土司对国民党官员惯于愚弄欺压藏人的做法一向深为不满，对于穷人的军队——红军，却产生了几分好感。
那是1935年9月上旬，中央红军长征进入甘南迭部地区，进入了杨土司的领地。在这里，中央召开了著名的俄界会议，确定了红军坚持北上抗日的战略。另一方面，进入藏区的红军此时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久经鏖战的红军战士，备受煎熬，衣食无着。
尽管如此，红军战士无论走到哪里，始终军纪严明，秋毫无犯。在俄界，红军把村寨里外打扫得干干净净，用过的东西归还原处，损坏的给予赔偿。在腊子口朱立村，红军宁肯住在露天草坡，也不打扰群众，还帮群众砍柴、干农活。在临潭旧城，红军炊事员拿盐换菜，从不白拿老百姓的东西。
红军以他们实际的行动，获得了当地藏族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当杨土司从老百姓嘴里了解到红军是“不压迫番民的红汉人”，又听说了红军进入达拉沟，沟深谷狭，正逢秋雨连绵，道路泥泞难行，栈道残损不堪，大队人马很难迅速通过，毅然决定帮助红军。
据说，杨土司写信给当时在兰州的藏族进步人士王佐卿（曾参加过共产主义青年社，1931年在洮岷路保安司令部任参谋长）商谈此事，制定援助红军过境计划。
面对国民党的淫威，杨积庆一面虚张声势调兵遣将，做出随时出击的架势；一面暗派藏兵帮助红军抢修白龙江畔的栈道，令心腹迎接红军。
知道红军缺粮，杨土司就指示崔古仓的守仓官把仓内的锁都打开，只锁大门，然后以躲红军为名，跑进深山。红军来后，得以顺利打开了储藏着20多万公斤粮食的仓库，获得了充足的粮食补给。
中央红军稍作休整之后，准备攻打天险腊子口。在这个关键时刻，杨土司又密派藏民充当向导，打探敌情，有力地支持了红军拿下天险腊子口。
红军能够突破重围，一方面是红军将士骁勇善战，一方面也得益于杨土司为代表的当地藏族同胞挺身而出，深明大义，开仓放粮，让路护道。
腊子口战役纪念馆这组情景雕塑，就再现了当时杨积庆土司在崔古仓村开仓放粮支援红军的感人场景。
杨积庆的做法后为国民党鲁大昌部所知。鲁大昌随即密谋策划，派其心腹营长率队潜入杨土司驻地博峪，将杨土司一家包围。杨土司等人挥枪抵抗，然而终是寡不敌众，与长子杨琨、长媳、孙女等7人倒在了国民党的枪口之下。这天是1937年8月25日，卓尼县志称：“博峪事变。”
据甘南州委宣传部赵凌宏向记者介绍，卓尼的最后一代土司，卓尼第20代土司，是杨积庆先生的次子杨复兴，1949年春毕业于国民党南京陆军大学将官班，授予少将军衔，同年，率部起义。
杨复兴终结了土司制度，历任卓尼民兵司令部司令兼任卓尼县县长，甘南藏族自治州副州长，甘南军分区副司令员，西北军政委员会民族委员，甘肃省第五、六、七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第八届、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等职位。
1950年10月，中央慰问团来甘南时，带来了周恩来对两代土司杨积庆和杨复兴父子的问候，并对当年杨土司对红军让道济粮的援助表示感谢。
1994年10月，甘肃省人民政府追认杨积庆为烈士。杨土司，成为了红土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