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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9年03月15日 星期五

文学如何书写历史?(新作评介)

——评《单筒望远镜》

刘小波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9年03月15日   第 12 版)

  对历史的处理永远是摆在作家们面前的一道难题,对历史的态度与处理模式是检验作家们最有力的方式。

  冯骥才的《单筒望远镜》是一部回溯历史的小说。小说看起来是一段跨国恋情,却沉醉于悲怆的历史河流中。小说背景依然立足于冯骥才最熟悉的天津,讲述了上世纪初期一段跨文化恋情坠入历史灾难的故事。这本应是一个浪漫的传奇,但是,在中西文化偏见的历史背景下却成为悲剧。《单筒望远镜》是继《神鞭》《三寸金莲》《阴阳八卦》之后“怪世奇谈”四部曲的最后一部,也是酝酿时间最长的一部。从上世纪90年代初至今,近30年的沉淀,使这部作品呈现出穿越历史文化时空的厚重面貌,把对中西文化碰撞的反思、对人性的反省推进到了更深处。

  创作《单筒望远镜》,起源于冯骥才对上世纪初中西文化碰撞的反思,也延续了他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思考。中西文明的冲突和作者的历史观在题记中都已经交代得清清楚楚。关于义和团的故事,作者在很早的小说《义和拳》中已经书写过了,再次提及,更多的是人性的探幽。尤其是当列强入侵,文明冲突之时,一段跨国恋却诞生了,这样的对举就更有言说的空间了。在前所未有的历史变局中,灾难因何而起?这样的文化景观下,人性会遭遇怎样的试炼?这些都是《单筒望远镜》试图回答的问题。

  小说的主要故事题材是天津卫的义和团运动,义和团是19世纪末在中国发生的一场以“扶清灭洋”为口号,主要针对西方侵略者及其在华附庸,是具有强烈的朴素的爱国主义思想的完全由民间自发的暴力运动。不过作者以有限的视角深入义和团运动内部,发掘出了很多不为人知的细节,三师兄,刘十九等历史人物被重新打量、重新演绎。小说更多的是大时代背景中的小历史。作者将欧阳一家的命运与晚晴时局联结起来,通过欧阳觉因为爱情萌发而误入义和团内部的情节设置,将诸多的历史偶然与命运的不可预测串联起来。

  与大历史记叙不同的是,作者深入到了个体,透过一些极微小的细节来映衬历史的荒谬,比如瘦子的死亡仅仅是没有人来为其担保,张义包上头巾就被认为加入了义和团,还有亦真亦假的刀枪不入的神功书写,都是深入到历史的内里所进行的考察。

  冯骥才在从事文学的同时致力于非遗保护,这种理念其实在文中也有表现,将天津卫的风物活灵活现呈现出来,看似闲笔,其实一点也不闲。比如开篇的老宅书写,租界的景观描写,饮食、习俗、服饰、庙会等都多有表现。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神性书写和非自然书写,对历史、对自然保持了应有的敬畏之感。开篇的种种不良征兆其实已经为全文的悲剧故事定好了基调,书中人物将这一切的不详都归结为天命,因而将这些怪相尽可能地进行联想,可叙述者很清楚这都是人祸。

  单筒望远镜这一道具也很有意思,既是跨国恋的信物,也是中西文明冲突的代表性物件,是一个具有重重隐喻的文化符号。人性在历史之中复活,无论是主要人物还是次要人物,都被战争践踏了,莎娜被当成奸细受辱至死,庄淑贤极为文静,却惨遭横祸,张义英勇献身,最后欧阳觉一个人孤身闯入敌营,迎接他的是一排排的子弹,由此,对战争的控诉、历史的反思跃然纸上。冯骥才这样的作家经过多年的积淀回归文学创作,这种历史书写有一定的穿透性,有力度。总之,历史书写纵然已经泛滥,有力度的书写仍不多见,冯骥才的《单筒望远镜》可算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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