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放大
缩小
全文复制
上一篇
熟悉两岸文化圈的人，必定听说过蒋勋。仿佛一夜之间，他讲美学和文学艺术的书风靡两岸，也成为文艺青年和专业人士口中的话题人物。2014年起，蒋勋在台湾台东县池上乡率先驻村创作并担任艺术村总顾问，热度堪为“池上第一红人”。
生于西安，成长于台湾，为人亲切和善，嗓音软糯温暖。写诗作文、画画习字、授课主持，蒋勋有着多重身份。古稀之年，他依旧活力十足，甚至想尝试高空弹跳。有学生帮忙刻了“从心所欲”的印章，“下面不逾矩那三个字我不要”，他说。
城乡应有更多对话
记者：听池上的农友说，您的画作提升了他们的日常，也启发了他们的审美自觉。您认为艺术家驻村以来，池上在精神文化层面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蒋勋：我不觉得艺术有这么大的感染力，其实我大部分时间是在跟他们学。他们有一种双脚踏踏实实在土地里面的实在，还有面对事情的担当和谦卑。而知识分子在农民面前，其实有一种自己不知道的傲慢。回到对于季节的歌颂，土地的歌颂，最后也只是让他们知道，原来我们这么有福气，住在这么好的地方。艺术能够做的大概就是点到为止，让他们知道生活周遭的环境，原来这么美。
记者：徐志摩说过“我的眼睛是康桥教我睁的”，池上农友叶云忠也说“是云门帮我们张开眼睛”。对池上人来说，您和林怀民老师的加持，让他们对池上有了诗意和美的再认识。
蒋勋：其实池上人有很踏实的生活。他们能够为四神汤熬一个晚上的大骨，按照不同的时间加入莲子、薏仁、芡实、淮山。他们跟我讲，每一种东西，因为煮烂的时间不一样，所以在加的时候要有次序。那就是一种美。
台湾乡村的人很羡慕都市的人，可是又害怕都市的人。他们为什么要花那么贵的价钱去听一场柏林爱乐？他搞不懂为什么艺术这么贵。我最大的愿望是，有一天城市里的人能跟乡村里的人有更多的对话。
记者：您觉得在文化推广方面，台湾的情况怎么样？
蒋勋：我常常问台湾官方一年有多少人进台北故宫博物院，进台湾两厅院（戏剧院和音乐厅）。我觉得他们给的数字不全面。我说你可不可以调查2300万台湾人，有多少人一辈子没有进过台北故宫或两厅院。因为他想都不敢想，他的经济条件可能让他觉得，根本就不能买那个票进去。
所以我们尽量努力地做，想办法让所有人都有机会进来。我很高兴见到池上完成了第一步。接下来在台湾很多的领域，我们都希望能够推展，消除文化上的阶级和隔阂。
两岸文化交流愈益频繁
记者：您长期推广美学跟文化艺术，也经常往来两岸，在您看来，两岸的文化氛围是否有所不同，有没有什么比较显著的特点？
蒋勋：其实越来越接近。从1949年以后，两岸曾经长达40年几乎没有接触和来往，所以难免有些疏离和隔阂，可是近些年来往频繁了，所以越来越接近。
云门两个剧团正在大陆几个城市演出《十三声》，在现场你会发现，年轻观众跟郑宗龙在演出后的对谈，一点隔阂都没有。我原来有点担心《十三声》有关台湾庙口文化，大陆人对此可能不了解，还特别去录了音频节目，做了很多介绍。后来我发现根本没有问题，彼此的隔阂真的越来越少。
记者：不少台湾艺文界人士声称，台湾是保存中华文化最完整的地方，就那么一路传承下来。您怎么看？
蒋勋：我不敢这样说。中华文化是非常大的题目，我们所认为的中华文化，可能只是自己看到的一小部分而已。我去陕北看秧歌，去贵州看傩戏，这次也赞助山东潍坊农村戏剧节发起人牟昌非来台湾。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有非常大的包容力。台湾的确保留了一部分，但大陆有些东西又是台湾没有的。对待文化，心胸越宽大越好，不要去制造很多的隔阂和排斥，特别不要有任何的对立。
生活教会我很多东西
记者：从这里延伸出一个老问题，有些人会觉得，现在台湾民众素质比较高，是因为受中国传统文化滋养。还有些人认为，这是因为他们受现代西方文明的影响，有了规则意识和社会默契。您觉得呢？
蒋勋：我在成长过程里，当然很感谢因为儒家传统在民间的影响，父慈子孝，朋友和谐在台湾表现得蛮明显。可我不觉得它全是正面的，比如许多对立跟冲突，它不太敢面对。还有它缺少个人自觉的秩序，因此会不会也造成台湾现在强调民主的时候，反而乱成一团。
这几年大陆年轻人充满活力，台湾因为经济不好，年轻人有一点意志低沉，有很多人跑到上海、北京去工作，留下来的觉得没有路可走。这个现象我们也要面对，不要因为人在台湾，就把它掩盖起来，故意说它好，应该让它真实自然地表达出来。
记者：您的作品经常论及生死和众生，有非常多宏大和终极的观照，涉及“大哉问”。那您现在到了70岁，是不是对生命有了更深沉的体悟？
蒋勋：不晓得。生命永远是个两难，你有很高的向往，可是你也知道作为人，人性里所有的纠缠，也都很难摆脱。池上教我很多东西，他们的族群很复杂，有卑南人，后来又有外面移进来的客家人、闽南人。到上世纪70年代，跟着国民党来的那些士兵解甲归田，又有很多大陆各省的老兵来到池上。他们就经历了族群上从不了解、摩擦到最后彼此包容的过程。
（本报台北11月15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