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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年谱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素材和生动细节，是回顾历史重大事件的重要视角。
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与重要成员，邓小平、陈云是我们今天回顾改革开放绕不开的两位人物。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简称《邓小平年谱》）和《陈云年谱》透过历史的细节，为改革开放作了生动的注脚，令我们对这段历史有了更多的理解。
苏州评弹与改革开放
自幼生长于上海的陈云，对江南传统曲艺——苏州评弹情有独钟。改革开放前，受文化战线“左”的影响，评弹“已经改得不成其为评弹了，很扫兴”。从《陈云年谱》看，1977年5月-6月，陈云多次就评弹发表讲话，认为“江南人民喜闻乐见的评弹的固有特色”已经消失殆尽，评弹的发展需要创新。1978年7、8月间，陈云在给中国评弹理论泰斗吴宗锡老先生的信中，一方面鼓励评弹老艺术家复出；另一方面倡导恢复传统，“既说新书，又努力保存传统书的优秀部分，才是百花齐放”，因为“闭目不理拥有几百年历史的传统书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
如果只看这些讲话，会以为这是一位曲艺爱好者的直抒胸臆。但作为中央主要领导，陈云对于评弹艺术家复出和重拾历史传统的建议，难道仅仅是针对评弹的一种感言？当我们把这些话放到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去理解，情形则大不相同。1977年7月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7月30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的足球赛成为邓小平复出后第一次公开在群众场合的亮相（见《邓小平年谱》）。而在此前后，邓小平多次谈及教育科学领域要解放思想，呼吁教育科学文化的创新。紧随其后，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如果把这些时间点与陈云论评弹发展的时间点相对照，不难发现，陈云很可能在通过这种特殊方式呼应邓小平“解放思想”、进行改革开放的主张。此中真意，或许只能等到回头品味历史时，才能略加体会吧。
经济调整的“一唱一和”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党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时国民经济发展中重大比例关系失调的状况日益显露。1978年底制定的1979年和1980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因生产建设方面计划安排比重过高，致使国家物资、财政和外汇等方面供给不足。出现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传统的计划经济思维仍然占据思维主导，解放思想的局面并未真正打开。
针对这种情况，1979年3月8日，陈云撰写了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提纲（《陈云年谱》），认为解放后我国搞计划经济，过于注重“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并明确提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一是计划经济部分，二是市场调节部分”。
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能够提出这样的见解，是需要勇气与担当的，这对进一步破除“左”的教条，营造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政治氛围，起到了推动作用。几天后的3月14日，陈云在他起草的同李先念联名致中央的信（《陈云年谱》）中进一步指出，“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才能把各个方面的比例失调情况大体上调过来”。
经济调整初期，因党的各级领导多对经济发展形势的严峻态势估计不足，进而调整力度不足，行动显得迟缓。为进一步统一思想，1980年12月16日，党中央专门召开了工作会议，陈云在开幕会上作了发言，为党中央部署经济调整加油打气，“调整不是耽误，不调整才会造成更大的耽误”。这个发言得到了邓小平的完全同意。在此次会议的闭幕式上，邓小平特意强调“这次经济作进一步调整，是为了站稳脚跟，稳步前进，更有把握地实现四个现代化”（《邓小平年谱》）。
对照两本年谱我们发现，这次会议，陈云和邓小平一前一后、遥相呼应，有力推进了中央的经济调整，使改革开放朝着不可逆转的方向前进。
推动干部年轻化
改革开放后，一批忠诚、干净、有担当的中青年干部得到提拔和重用，这些人绝大部分成为改革开放各项政策的坚定执行者和推进者，其中一部分成为之后改革开放继续深入的领导者。倘若离开了这批中坚力量，正如前浪缺乏后浪的推波助澜，改革开放的大业或许会丧失部分动力，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成就或许会打上一些折扣。在党的干部年轻化进程中，邓小平和陈云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到逐步实现领导人员的“四化”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时指出，要“坚决解放思想，克服重重障碍，打破老框框，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制度、人事制度，大力培养、发现和破格使用优秀人才，坚决同一切压制和摧残人才的现象作斗争”（《邓小平年谱》）。“四化”也成为日后全党选拔任用干部的重要标准。
然而，在此后一段时间，很多地方和单位提拔中青年干部的动作并不显著。
1981年5月8日，陈云专门撰写了《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一文（《陈云年谱》），疾声呼吁，“成千上万地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让他们在各级领导岗位上锻炼，并由老干部传帮带”，“把他们放到负责岗位上，只要三年五载，至多十年，一定能锻炼成才”。陈云发表这篇文章不到两个月，7月2日，邓小平在中共省、自治区、市委员会书记座谈会上严峻指出，“选拔培养中青年干部这个问题，是个战略问题，是决定我们命运的问题”，“再过三五年，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个问题，要来一次灾难”。
在邓小平和陈云等中央领导的努力推动下，一批经过考验的中青年干部走上领导岗位。
到1982年6月，在党中央、国务院各部门领导班子中，新选拔的中青年干部占66%。
改革开放初期的干部年轻化，解决了中共在特殊时期干部队伍老化的问题，使中共领导的改革开放事业薪火相传、后继有人，是改革开放中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一步棋。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