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东高地

　　一直以来，觉得北京东高地不该落在中关村的后面，可事实是：中关村已经不再是村，而东高地依旧不过是个“大院”。20年前，东高地车站，道路两旁是很粗很高的老杨树，向西向北就是大红门，那里曾有座东西铁路隧道架起的南北高桥，桥下有块严禁外国人通过的铁牌，铁牌旁肃立着一个卫兵。东高地向东向南有一个“圆湖”，夏日湖畔杨柳依依。

　　人们也许知道东高地有一个神秘的火箭科研院所，但他们未必知道这里科研精英的密度决不逊于中关村。这里40年前就有大片的楼房整齐的街道。在这里可以感觉一种莫名的自豪。

　　记得东高地的老文化园，北面是露天的电影场，那时候是两毛钱一张的电影票。我家最初住过的万源路96栋前的那个露天电影场，比八十几栋那儿的老露天电影场小许多，但自打有了它，我再不必像以前那样，小小个子却扛着一个、两个或三个大木椅，顶着午日或呛着西北风，去老电影场，为家人为同学“占地儿”、“看场子”，也再不会一次次上当受骗去“夜站白瞧”了。

　　在上世纪50年代末，国家开始建设东高地地区。这里逐渐成为地区的中心，建起小学和中学，还有医院和邮局、商店等。到了上世纪60年代，东高地已完成了基本轮廓的建立。记得东高地曾有所不错的中学叫三中，三中有过16个高中班。那时，东高地有大片的平房，住着南腔北调的各地来的工人。每到晚上，人们吃完饭后就常坐在一起聊天，小孩就在周围打闹游戏。

　　到了1960年到1963年左右，即“三年困难时期”，大人们感觉饥饿，因为肚子里没有油水，但在幼儿园里，孩子们的伙食还是能得到保障的。

　　那年代子女多的家庭生活就比较困难。那时，一般家庭都有好几个孩子，还有老人在家里，生活很紧张。到了1961年左右，商店里开始有黄牛肉了，每户都发购物券，无论干部和群众都一样，每户可以得到一块黄牛肉。到了1963年，情况开始大为改观，基本上可以吃饱了，菜市场可以买到肉了，副食品也多了起来。1964年至1966年期间，商店里商品丰富了起来，自行车、缝纫机、手表等都可以买到，布匹也是花样繁多。似乎一切困难都过去了，工厂也开始小批量的招工。那时的大学生很少，因此大学生非常吃香。

　　东高地有许多苏式的筒子楼，很老旧，居民也不像大杂院里的人那样喧闹。筒子楼看似不起眼，却藏龙卧虎。

　　老夯以优异的成绩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就分配在这里工作。有一年初春，老夯参加一个业务会议。会议在院里召开，开幕式定在上午10点。一大早6点多，老夯就溜达到了河边。东方红的美景，宽广湛蓝的河水，使老夯兴奋地像个孩童。老夯脱了鞋袜放在岸边，卷起了裤腿，不顾初春乍寒就三步并两步，跨进了河水，尽情地享受大自然的魅力。玩得太尽兴，想到上午还要开会，老夯回到了岸边。一看傻眼了，原来放鞋袜的地方已经空空如也，河水无情地将老夯的鞋袜卷走了。

　　老夯赶紧找到百货商场，直奔鞋帽部。售货员见老夯干部模样打扮，挺热情地帮他拿了一双懒汉布鞋，一试还挺合适。交钱的时候可就遇到麻烦了，光有钱不行，还得有当地的布票。老夯有钱没布票，售货员不卖给他。老夯有点急了，忙问能否卖给他一双解放式球鞋，实在不行贵点的皮鞋也可以。售货员站着没动窝，告诉老夯，球鞋、皮鞋也不行，都要当地的工业券。她要知道老夯既没有布票也没有工业券，就不会费神帮老夯挑球鞋和皮鞋了。

　　老夯愣在那里，一时不知所措。看到老夯急出了一头大汗，售货员动了恻隐之心：“同志，要不然我去仓库里看一看有没有过去积压卖不出去的鞋。我请示一下领导，能否不要布票，议价卖给你”。老夯好像抓到了救命稻草，连声称谢。功夫不负有心人，女售货员居然从仓库里找出一双年代久远、质量粗糙的布鞋。鞋帽副组长同意了这桩买卖。老夯明知是吃了个哑巴亏，要花买皮鞋的价钱去买这双又丑又糟的布鞋，但总比光着脚去开会强多了吧。

　　与老夯同单位的参会人员，看到了老夯进入会场时的打扮，强忍着没有笑出声来——那双布鞋也太难看了。后来呢，“老夯置履”的故事就在东高地流传下来了。

　　唉，难忘的东高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