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制度化到内地化

　　作为中国南部边疆重要一环，广西的历史、地缘结构、民族构成等与其他边疆地区都不尽相同。《从制度化到内地化：历代王朝治理广西的时空过程研究》一书的作者、广西民族大学教授郑维宽，以“制度化”和“内地化”作为切入点，系统探讨了秦汉至明清2000多年间王朝制度在广西边疆民族地区调适、融合的演变，既从广西边疆少数民族区域的特殊性去解读历代王朝治理广西边疆策略的特点和影响因素，又从传统的“中央—地方”关系剖析了中原王朝与广西民族传统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

　　如何恰当而有效地治理边疆，不仅关系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更关系到整个政权的长治久安和国家的安定。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即在广西设立南海、桂林、象郡三个直属中央的行政机构——这既是封建大一统王朝在岭南地区设立郡县的开始，亦是边疆民族地区与内地融合的开始。因原有土著民族的社会组织结构并未随之发生解构，王朝统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所及范围仅局限于广西东部和中部，制度推行、文化传播、军事镇戍、对土著民族招抚等也只对点、线及附近地区“有效”，在县以下基层地区和山区仍是土著民族自治组织在发挥作用。

　　秦汉时，“内郡为县，三边为道”。“因俗而治”，一是实行郡县、土长并重的双轨制治理方式，“从而使‘边疆’仅仅是一个地理或自然的概念的过程”（王景泽《中国“边疆内地化”问题研究》）；二是保持边疆民族区域原来的制度、风俗习惯以及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在与内地的交往中不断向先进的内地经济形态和文化学习并最终趋同一致的治理模式”（陈跃《“因俗而治”与边疆内地一体化》）。汉代以后，“因俗而治”成为中央政权治理边疆民族政策的主流。不但“王朝制度进一步向广西渗透，广西地方社会的内地化进程也出现了新的积极动向”（刘俊珂《历代王朝经略广西地区述论立》）。

　　自宋以降的近7个世纪里，中央政府不但更加重视军治和因地制宜的“绥抚”政策，还以更加灵活的态度处理边疆问题，中央政府治边民族政策的制度化推进与广西土著民族的“内地化”融合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最终实现了王朝制度在广西全境的普遍实施；广西也完成了“内地化”的进程，成为中国边疆地区国家认同的典范，是王朝制度地方化与边疆民族社会“内地化”的完美结合。

　　从历史发展看，不论是“自上而下”的“因俗而治”还是“自下而上”的边疆“内地化”，尽管它们在不同时期扮演的角色和所处的地位不同，但基本上都是互为参用，对中国古代边疆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郑维宽的探讨不仅丰富了我国边疆治理理论，还为我们制定边疆政策提供了历史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