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衣带水书为舟

　　6月26日，日本前首相、日本公益财团法人永青文库理事长细川护熙将36部4175册汉籍无偿捐赠中国国家图书馆。此次捐赠是1949年共和国成立以来日本友人向中国无偿捐赠汉籍规模最大的一次，既延续了两国历史上“以书会友”的友好交流传统，也开启了海外汉籍实体回归的新篇章。

　　一衣带水互往还

　　习近平主席指出：中日一衣带水，2000多年来，和平友好是两国人民心中的主旋律，两国人民互学互鉴，促进了各自发展，也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

　　自古以来，中日两国就是文字相通、文化同源的邻邦。东中国海宛若一条仕女裙带，横隔在中日两国之间，最短距离仅170公里。汉唐以来，每逢2月、8月，太平洋季风来临，一批又一批载有中日使节、僧侣、客商的船队顺风起航，舟楫往还，传递着双方的文学、艺术、技术、宗教。

　　2018年初，有感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日本前首相、永青文库理事长、80岁高龄的细川护熙主动通过日本外务省向中国使馆表达了捐赠汉籍的美好愿望。

　　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即刻指示国家图书馆组织古籍版本专家赴日考察。2月8日，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志清一行抵达东京都文京区目白台的永青文库。庭园中樱花绽放，等候他们的，还有历经细川祖孙三代搜购典藏、即将赠送中国的整整36部4175册汉文典籍。

　　“这36部汉籍保存得非常完整，涉及了我国古代绝大部分重要典籍。特别像《群书治要》《尚书正义》《论语义疏》等，都是曾在我国失传过的重要典籍。”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林世田忆起初见这批汉籍时的情景，仍难掩感慨。

　　以《群书治要》为例，唐太宗登基之初，有感于自己“少尚威武，不精学业，先王之道，茫若涉海”，便命魏徵、虞世南等大臣从《六经》、《四史》、诸子百家、前贤政论中取材，以“务乎政术，存乎劝戒”为宗旨，“采摭群书，翦截淫放”，汇辑历代帝王治国资政史料，集成《群书治要》。由于雕版印刷尚未普及，《群书治要》长期囿于禁中，流布不广，加之唐末五代战乱频仍，致使此书在宋代亡佚。

　　所幸日本遣唐使将大量汉文典籍抄写回国，《群书治要》成为日本学习大唐“贞观之治”的重要经典。平安时代，日本皇室将它作为帝王教育的必读书。江户时期，《群书治要》成为学者研究的重要书籍。日本天明六年（1786），《群书治要》在日本重印，被分赠给诸藩藩主和各位亲臣。10年之后，日本学者近藤守重将3部《群书治要》委托商船带回中国，这部书才为清朝学者所知，成为两国文化交流的见证。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同志曾为《群书治要考译》一书题词“古镜今鉴”。

　　听取汇报后，中国文化和旅游部部长雒树刚批示：同意中国国家图书馆接收日本永青文库捐赠汉籍！一时间，代表团成员欢欣鼓舞，士气高涨。张志清说：“中国国家图书馆不仅要永久保藏此批捐赠汉籍，还要对这批来之不易的文化遗产进行开发利用，让中国、甚至全世界的社会公众能够阅读这些古籍、使用这些古籍。”

　　《尚书正义》三版本同呈

　　6月26日，捐赠仪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隆重举行。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细川护熙引用的曹丕这句名言，拉近了在场两国嘉宾的距离。他在致辞中诚挚地说，“中国国家图书馆以拥有世界上最为宏大的汉籍馆藏而著称，能够将永青文库所藏汉籍纳入中国国家图书馆之中，对于我们而言是莫大的荣幸。”中国文化和旅游部部长雒树刚对细川先生的捐赠义举表示由衷的敬意。

　　国家图书馆举办了“书卷为媒 友谊长青——日本永青文库捐赠汉籍入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展”，同时展出馆藏多部珍稀善本，相互辉映，引领观众游览千余年来中日两国绵延不辍的书香之路。国家图书馆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任韩永进表示：“举办展览，既是为了感谢细川先生对中日和平友好事业所作的贡献，也希望能通过展览，让观众更直观地了解中日两国的书籍交流史、文化交流史，让民众感受到中日两国自古以来水乳交融、和谐共融的文化演进历程。”

　　日本古籍版本专家、庆应义塾大学教授高桥智先生观展时，看到三个不同版本的《尚书正义》同时亮相，对这一版本学上的“盛事”不禁大为赞叹。宋刊八行本《尚书正义》在我国明代后一度失传，但在日本存有两部。一部保存在日本最古老的综合大学——足利学校，另一部则曾流转到大阪私人藏书家手上。1844年，我国著名金石文字学家杨守敬将这部私人藏家收藏的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尚书正义》重金买下，此书后入藏中国国家图书馆。

　　而足利学校所藏的《尚书正义》却不为人知。1847年，日本熊本藩时习馆影刻后才得到广泛传播。日本永青文库所捐赠的一部《尚书正义》就是据足利学校所藏宋本影刻而成，另一部则是1929年大阪每日新闻社采用珂罗版方式影印的版本，颇为精致。

　　此次三版本并列展出，殊为难得。“中国共有古籍20余万个品种、50余万个版本，”高桥智先生说，“不同版本反映了不同的文化面貌，而每一次版本的刊行都是对中国文化的重大整理和传播，了解古籍版本的演变也是深入研究中国文化、中日交流不可或缺的重要步骤。”

　　展览展出的36部汉籍涵盖经、史、子、集、丛五大部类，品类齐全。林世田介绍说：“日本一方面接受我们的思想，另一方面也发展出自己独特的文化。《列女传》本是西汉刘向所编的一部介绍中国古代妇女事迹的传记性史书，日本人仿照它的体例，根据本国情况撰写了《全像本朝列女传》，对近世日本女性的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再如中国的《十八史略》是对18种史书的节略，简明通俗、文笔精炼，称得上是一部简明中国史，东传日本后深受欢迎，日本学者甚至还为之续写了《增补元明史略》。这些都是日本对中华典籍的承袭和创新，是两国思想文化不断碰撞融合的结晶。”

　　海外逸书渐归来

　　“史在他邦，文归海外。”多年前，郑振铎先生曾如此“望洋兴叹”。如今，仍有数以百万册计的汉籍存藏于海外公私机构之中，且有相当一部分是存世孤本，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与文物价值。

　　2007年1月，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开启了共和国历史上首次由国家主持开展的全国性古籍保护工程。2015年，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正式启动“海外中华古籍调查暨数字化合作项目”，与高等院校、出版机构合作，开展海外中华文献典籍的存藏情况调查、目录编纂出版、文献数字化回归、整理出版研究、人才交流培养等工程，希冀在不久的将来，能够以书目编纂、影印出版及数字化等多种方式，将各国馆藏合璧为一，使散布全球的域外珍宝为世人所见、为民众所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