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棠山摩崖造像群（“一带一路”文化）

　　佛教石窟是分布在丝绸之路上的艺术明珠，从南亚印度的阿旃（zhān）陀石窟，经中亚阿富汗的巴米扬石窟，到中国新疆的克孜尔石窟，可以管见佛教文化流传的历程。

　　石窟寺艺术在藏传佛教中也颇为兴盛。如被称为“吐蕃第一窟”的拉萨药王山查那路甫石窟，是重要的早期石窟寺遗存。在四川、青海等地，也有一些重要的藏传佛教造像。但在青藏高原之外，规模宏大的藏传佛教摩崖造像群极为罕见。辽宁海棠山的摩崖石刻造像群，可能是一个孤例。

　　海棠山，位于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大板镇，为医巫闾山之支脉，是蒙古高原到辽河平原的最后一道天然屏障，地理位置极为重要。

　　早在元朝时期，蒙古族就已信奉藏传佛教。17世纪初，蒙古贞部落从呼和浩特迁至阜新，藏传佛教也随之传播。明崇祯三年（1630），即皇太极天聪四年，皇太极邀请乃济托音呼图克图在蒙东传法，并建瑞昌寺，此为阜新历史上第一座藏传佛教寺院。此后，阜新地区陆续建有喇嘛庙369座，共有喇嘛5万余人。其中，规模最大的寺庙便是普安寺。

　　普安寺所在的海棠山有很多裸露的岩石。藏传佛教传入海棠山后，依天然岩石之形状，在岩石上雕刻佛教造像与题记。据载，在不到300年的历史中，共刻有造像1400余尊。迄今仍保存有龛刻183龛，造像270余尊以及汉、满、蒙、藏文镌刻的题记50余处，集中分布于南区、中区和北区三个区域。

　　漫步海棠山，如进入佛国，眼前呈现出多种多样的摩崖造像，有佛像、佛母像、菩萨像、度母像、护法像、人物像等，其中护法像数量最多，有22位。造像的形象千姿百态，有的慈眉善目、面露微笑，有的慧目圆睁、呈忿怒相，有的结手印，有的持法器，有的站立，有的禅坐。

　　从雕刻数量看，无量寿佛雕刻最多，有35尊，反映了世俗生活中人们长寿的愿望。从雕刻尺寸看，造像有大有小，其中最高的是佛祖殿的释迦牟尼佛，有4.60米，最低的是犀甲护法眷属，仅0.15米。从造像题材看，几乎全是格鲁派的崇拜对象，居于中心的宗喀巴大师像刻于全山最高处。从龛窟形制看，以平面竖长方形浅龛为主，龛楣多是拱形或方形，其中也有不少塔形龛。从雕刻手法来看，多是选择天然石头在岩面雕刻，且多为浅浮雕造像，也有一些高浮雕、线刻造像，还有的造像采取浮雕与线刻相结合的方式。

　　普安寺寺主一希仁波切认为，海棠山摩崖造像布局最奇特之处，是三大区域的所有造像均以海棠山峰顶的宗喀巴大师造像为中心，并依格鲁派上师资粮田的布局次第雕刻而成。南区、中区和北区的造像依次排列，井然有序，围绕着宗喀巴大师像，有广大行派的弥勒菩萨，深见派的文殊菩萨，代表清净传承的普安寺第一世、第二世、第四世活佛，还有密宗四部即事部、行部、瑜珈部、无上瑜珈部的本尊护法与传承诸师等。布局严整的造像群，将海棠山筑成一座密宗摩崖坛城。因此，海棠山也被认为是中国密宗名山。

　　在艺术风格上，海棠山摩崖造像继承了北齐造像的风格，表现出北方少数民族淳朴健壮的形体美，同时借鉴了晚唐造像的风格，体态丰满健壮，胸腹隆起，上着帔（pèi）帛，下着大裙，此外，还彰显出蒙古族、藏族的艺术特色和审美情趣。

　　如中区第107龛的文殊菩萨，头戴五佛冠，顶发髻，面形长圆饱满，眉间有白毫。双耳垂肩，戴大耳珰，耳边宝缯向上翻卷。佩珠宝璎珞，戴手镯、臂钏、脚环。帔帛搭肩绕臂，于身体两侧翻卷，帛带绕双腿，于两侧又向上翻卷。腰饰佩带，左手于胸前持经书，右手上举，紧握智慧剑。结跏趺坐于莲台之上。双层圆形头光与背光。这一菩萨像在体现晚唐造像艺术风格的同时，又具有浓郁的蒙古族特色。

　　古代工匠们还运用矿物质和植物质两种天然颜料对造像进行彩绘，使其具有耐腐蚀性，故部分造像虽历经数百年风雨，仍能看到当年的斑斓色彩。如中区第2龛度母三尊像中的绿度母，至今面容仍呈绿色，笑容超然，饱含慈悲。

　　题材如此多样、规模如此宏大、布局如此严整的海棠山摩崖造像究竟创作于哪个年代，是学术界非常关注的问题。当今学术界基本的看法是：摩崖造像艺术创作于清代，但具体始于哪一朝，却有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康熙二十二年建庙的同时，就已开始雕刻造像。另一种观点认为，先有寺庙后有造像，如李翎认为“可能于乾隆年间约18世纪70-80年代已开始造像”。还有学者认为，道光年间开始雕刻造像，这主要是因为道光年间的石刻题记比较多。

　　一希仁波切依据中区第16龛“关公像”后的方形印章判断，这尊塑像应该是在康熙帝册封五世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这一时期雕刻完成的。兰州大学杜斗城教授认为，在藏传佛教传入此地之后，人们可能就开始雕造佛像了，只是当时没有留下名字和年月。至于康熙以来修建的木构殿宇，应该是海棠山的佛教活动有了一定影响之后才开始建造的。

　　海棠山摩崖造像群见证了清代藏传佛教在蒙东和辽西地区的传承、发展和繁荣，是一座鲜活的蒙藏佛教历史、文化与艺术的博物馆。

　　（作者单位为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