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立文化和精神标杆

　　去过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室样书库的人，都会感到强烈的震撼：一排排顶天立地的书架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少数民族文字版）》《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大中华文库》《大辞海》《大飞机出版工程》《北斗系统与应用出版工程》《中国文化发展史》《杜甫全集校注》《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中华民国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东京审判出版工程》《中国边疆研究文库》……一部部厚重的精品图书如星辰闪烁，熠熠生辉。

　　这里有5000年优秀传统文化的梳理和传承。这里有时代最具力量思想者的集结，探寻当代中国的发展之途，更为解决世界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里有最新的科技创新。这里辑录了历史的铁证，任何谎言在它面前都苍白无力。

　　这就是文化的力量。它似乎看不见摸不着，却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进步的力量本源。

　　资金扶持 变成荣誉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化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全国580多家出版社，除少数几家公益性出版社之外，都已逐步完成转企改制，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但另一方面，“一些大部头的书，包括文化传承类的书，很多年都出不来。因为它们投入比较大，出版周期也很漫长，却可能没什么收益，单一出版社做不了这个事情，需要站在国家的层面来做好。”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室副主任祁德树回忆。比如《儒藏》、“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需多年编撰，《大中华文库》要把中华传统经典翻译成十几种文字，是全国30多家出版社齐心协力才能完成的项目……

　　由此，经国务院批复，2007年设立了国家出版基金。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杜甫全集校注》，对杜甫的全部存世诗文进行汇集、校勘、编年、注释和汇评，规模大、编纂难度高，加上主编去世，立项30多年都没能完成。2012年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后，加快了出版进度。2014年1月，共计12册、680万字的《杜甫全集校注》正式出版，代表了我国当代古籍整理和古典文学研究的水平。

　　1991年，《中国饮食文化史（十卷本）》正式列入中国轻工业出版社的选题计划。就在书稿陆续寄到，编辑出版进入实质性阶段时，由于市场大潮的冲击，这部看起来“明显赔钱”的学术著作被迫下马。2012年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出版后，得到了学术界、饮食文化界的高度评价，中国农业科学院原院长卢良恕院士和历史学家李学勤教授评价该书，“填补了中国饮食文化无大型史著的空白”。

　　作为出版行业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大的政府基金，国家出版基金运行10年来，共遴选资助了3300多个优秀出版项目，其中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1000多个。截至目前，已有2300多个项目推出成果，其中近500项成果获得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出版政府奖等国家级奖项。

　　因为严把入选关、优中选精、公平公正的评审立项机制，国家出版基金从原来的资金扶持，变成一种荣誉和品牌出版的认可，出版机构都以出版项目入选国家出版基金资助为荣，认为体现了自己精品出版的实力。

　　评审立项 机制严格

　　最开始，国家出版基金强调资助项目的重大文化价值、文化传承价值，进一步修订的时候，把体现国家意志、推动文化发展、提升文化软实力、扶持精品生产，作为宗旨。如2018年是全面贯彻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基金办去年在制定基金申报指南的时候，就体现了这些重要诉求。还有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比如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代表国家水平的项目，就是出版基金资助的重点。“申报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一定要站在国家层面。”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室主任陈亚明强调。

　　每年上半年，基金办发布下一年度资助项目申报指南，明确资助项目的具体范围、重点、形式、出版介质以及申报数量、成稿率等要求。

　　出版单位填报项目申请书、提供样稿，首先经过当地新闻出版行政管理部门的审核，再上报基金办。基金办年底前组织完成下一年度资助项目专家评审工作。专家从出版国家出版基金专家库随机抽取，每个项目，至少有5到7位专家背对背的评审，独立写出同意或不同意的具体评审意见。2/3以上专家认可了，才能进入学术专家和出版专家组成的复评环节，终评由出版专家和财务专家重点评价其出版价值并提出拟资助金额。另外还有基金委部门联席会议、基金委会签，从申报到评审，一共9道门槛。严谨规范，成为资助项目质量的重要保证。

　　基金委成员单位会签后，通过媒体向社会公示；公示期满后，经基金委批准，通过媒体予以公告。

　　项目立项以后，要和出版社签一个协议，明确双方的责任义务。从协议书签订开始，就进入到项目的监管阶段。当年能够完成的项目，经费支付一定的比例，等项目全部完成，结项验收合格以后，才能拨付尾款。对于跨年度的项目，首拨款只有30%或者20%；续拨款根据基金办要年度检查其完成情况后下发，最后还要留一部分尾款。“国家是在用纳税人的钱支持我们的文化发展，必须把它用好。”陈亚明说。

　　在出版基金办，每一个环节都要按制度来执行。如果出版社来谈业务，一定要两个人同时接待。“尽可能把各种权力都放在监督之下。”陈亚明说。

　　鼓励原创 助推精品

　　尽管一部《国家出版基金管理制度汇编》已经厚达297页，基金办依然要根据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形势、新要求，进一步完善评审立项机制和项目管理机制。比如为了体现公平公正的原则，每个出版社最多可以申报3个项目，但社与社之间出版能力确实存在差异，量的增长基数做大和申报质量如何同步提高？“怎么在‘高原’的基础上推出更多‘高峰’产品；从高速发展转变为高质量发展，推出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的优秀出版产品”，这都是国家出版基金办近期考虑的重点。

　　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文化的创新，包括传统文化，也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否则，得不到老百姓的认可。国家出版基金在鼓励出版创新创造方面下了很大功夫。

　　第一，面对出版单位申报大项目较多的现象，限制集结类、拼凑类项目的申报，要求出版社申报项目中有一个必须在50万元以下，鼓励原创的中小型优秀项目申报。“资料的集结整理当然有其传承的价值，但思想性的创新和创造，相对来说可能会少一点。维特根斯坦的书，几万字，就把他整个思想体系建立起来了；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实践论》，是他最重要的两本哲学著作，篇幅也不大。再如航母的电磁弹射技术，如果用文字表述出来，也不会是大部头。由此来看，中小型项目中，原创的价值，新的出彩的东西，可能会更多些。”陈亚明分析说。

　　第二，为了保证时效，重点主题出版项目，特别是列入中宣部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主题出版重点项目的，可以先出版后资助。

　　第三，基金跟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有很好的衔接。凡是列入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的项目，在同等条件下，基金鼓励专家给予重点关注。

　　“十年，只是一个新开始。”陈亚明谦虚地说。国家出版基金不仅仅要助推精品出版，写就一部中国出版精品史；他们的期待更在于，为这个进入复兴进程的民族和国家，提供文化和精神的基石与标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