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辙的品格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宋代士大夫的襟怀，也是他们的器识与宏愿。苏辙的士人精神和文化品格，正是这种精神世界的真实写照。

　　苏辙所处的时代，正是士族阶层消亡殆尽，庶族阶层积极登上历史舞台的时期。赵宋王朝的崇文政策，为出身庶族家庭的苏辙带来了机遇。其时，朝廷内有“三冗”问题，外有西夏、辽的威胁，苏辙与许多士大夫一样，心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经世致用之心，他说：“臣自少读书，好言治乱”（《自齐州回论时事书》）“其言语文章，虽无以过人，而其所认说，乃有矫拂切直之过”（《上曾参政书》），自谓其《历代论》“皆以古今成败得失为议论之要”（《历代论·引》），甚至还对真宗朝宰相王旦的做事行为提出批评：“（王）旦事真宗，言听谏从，安于势位，亦不以正自终，与（冯）道何异！”（《龙川别志》）

　　苏辙这些议论，都是他经世致用之心的真实流露。苏辙登上政治舞台后，积极活跃于北宋中期的政坛，并成为元祐时期著名的政治人物，既不依附司马光等元老大臣，也不畏洛党诸人的攻讦，体现了宋代士大夫“以面折廷争为职”（《朱子语类》）的精神。他在元祐之后，即使不被人主所用，处于贬谪的悲惨境地，也要著一家之言，以求有用于当世。他曾说：“士生于世，治气养心，无恶于身。推是以施之人，不为苟生也；不幸不用，犹当以其所知，著之翰墨，使人有闻焉。”（《历代论·引》）就是这种心态的体现。苏辙这样的言行，正是宋代士人积极参与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

　　北宋中期，士大夫注重名节的道德意识很强烈。《宋史》言：“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缙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矣。”苏辙在这种道德相尚、名节相高的士林风习中，注重自身的修养和人格完美。他在贬谪期间，以颜回的境遇激励自己说：“嗟哉古君子，至此良独难。口腹不择味，四体不择安。遇物一皆可，孰为我忧患……欲忘富贵乐，托物仅自完。无托中自得，嗟哉彼诚贤。”（《寄题孔氏颜乐亭》）苏辙在身处逆境之后，体味到了颜子“箪食瓢饮”的精神境界，于是以一种安贫乐道的精神鼓励自己。

　　苏辙推崇孟子，对其养成的“浩然之气”进行了自己的解释，他说：“古之君子，平居以养其心，足乎内，无待乎外，其中潢漾，与天地相终始。止则物莫之测，行则物莫之御。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忧。行乎夷狄患难而不屈，临乎死生得失而不惧，盖亦未有不浩然者也。故曰：‘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乎天地。’”（《吴氏浩然堂记》）在苏辙看来，作为君子，只有治心养气，加强自身道德修养，养成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才能达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忧”的思想境界。

　　苏辙还常以“幽兰”来比喻自己高洁的品质，如“兰生幽谷无人识，客种东轩遗我香。知有清芬能解秽，更怜细叶巧凌霜。根便密石秋芳草，丛倚修筠午荫凉。欲遣蘼芜共堂下，眼前长见楚辞章。”（《种兰》）兰之品质，超凡脱俗，似美人，犹君子。苏辙以兰自喻，说明其发自内心的名节情怀，是一种个体生命道德价值的安顿，在他尊崇颜回、孟子的言语中，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他的这种道德情怀。

　　苏辙因为有了士人精神、时代精神和个人性格特征的坚强支撑，他的文化品格便有了宋代士人的特质类型，即经世性、道德性和沉潜性。

　　（作者为西北师范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