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抗战老兵

　　9月初的北京，渐有入秋的凉意。

　　在首都机场T1航站楼，一个皮肤黝黑、留着西瓜头的男人在认真地整理背包。在他背后的落地窗外，一架飞机腾空而起。刚过完安检的行李凌乱地躺在行李框中，充电宝、摄影机、电脑、手机、硬盘、话筒……男人一件一件地拿起检查，然后归类放入行李包。

　　对于独立电影人赖恩典而言，这种带着设备过机场安检的日子已经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在过去7年里，他带着自己的摄影机从北京出发，走过湖南、湖北、河北、河南、山西、云南、广东、广西、上海、江苏、浙江、四川、重庆、安徽、台湾、香港等地，还有遥远的洛杉矶，去寻找和记录依然活在世上的抗战老兵。

　　在他看来，自己正在与时间赛跑：“老兵们一个一个都走了。剩下的人呢？留给他们的时间也不多了。他们等不起，我怕来不及。”

　　重返滇缅路

　　福建平和坂仔人赖恩典，朋友们多叫他“赖子”，他也很喜欢这个绰号，亲切率性。“在我众多的老乡中，就有一位蜚声国际文坛的大师——林语堂。”诞生于文化之乡的赖子，有一颗文艺的心。而2004年秋，本来打算为文艺事业奉献青春的赖子参加了一次骑行，人生就此彻底改变。

　　“2004年8月15日，那天是个周末，正逢抗战胜利59周年，我在厦门看到央视纪录频道正在播放纪录片《滇缅公路》，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赖子说。深深震撼于那段热血悲歌的历史，赖子产生了骑单车走滇缅公路并拍摄一部纪录片的想法，“我当时想法很简单，用自己的视角和车轮来丈量这条公路以及这段历史。”

　　在召集身边朋友之后，赖子借了一台家用DV，从厦门坐火车奔赴昆明。在昆明，他见到的第一位抗战亲历者是南侨机工王亚六。“王老他们是当年陈嘉庚先生在南洋号召回来救国的南侨机工，他们在滇缅公路上抢运各种援华物资，对滇缅公路有着极深的感情。”谈到王老时，赖子一笑，“说来也巧，王老还是我们福建老乡。”

　　拿着滇缅公路老路段的地图，从2005年1月26日开始，赖子和朋友们开始了滇缅路的骑行。“那段时间，我们沿途寻找各种战争遗迹以及战争亲历者，路上见到超过80岁的老者便会上前攀问，努力把更多的亲历者收入镜头之中。”赖子回忆说。

　　两个多月后，骑行团回到厦门，赖子也开始剪辑自己的第一部纪录片。4个多月后，纪录片《重返滇缅路》在厦门音像出版社出版，题材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列入2005年全国四十部重大历史题材纪录片之一。“纪录片出版以后，我在厦门到处募集资金，通过‘互助抗日老兵论坛’来捐助几千公里外、散落在云南各地的远征军老兵。也是从那时起，我正式开始关注历史、关爱老兵。”

　　2010年7月，关爱抗战老兵志愿者赖子来到北京，带着为国家留住历史的雄心壮志，开始了自己长达7年的寻访纪录抗战老兵的生涯。

　　历史的声音

　　在过去7年里，赖子纪录了100位老兵。在他的镜头中，这些经历了抗战中各大战役、九死一生的老人们，用或高或低、苍老沙哑的声音讲述着过去的故事。伴随着他们时强时弱的语气，抗战历史穿越众多春秋而来，在我们的耳畔回荡、冲击。

　　云南保山的南侨机工翁家贵（现已去世）在镜头里回忆，当年他们不愿意当亡国奴而放弃南洋优越的生活，抛家舍业回到祖国抗日。他对赖子说：“当年换作你们，也会像我们一样为民族争生存、争自由的。”

　　历史也有俏皮的一面。湖南长沙的黄天老人是一位参与攻打松山的远征军，他回忆自己在黄埔军校的生活时笑了。因为伙食足够糟糕，他们把黄埔军校的校歌调侃为：萝卜青菜，白菜豆腐，这是要命的黄埔。

　　有些过往不能被遗忘。太原中共党员、“慰安妇”万爱花在世时是一位偏瘫在床的老人。回忆起当年日军的暴行时，老人说：“他们看到共产党员名单上有我的名字，拼了命地问我要其他共产党的名单。我不说，他们就把我吊起来打，用尽各种刑罚。他们抓着我的两个耳环往下拽，直接拽下窟窿，还往我脑袋上钉钉子，钉过钉子的疤还在，不长头发了。”

　　她的话缓慢吃力，而每个字却沉重得令人窒息。

　　“日本人只要没外出就折磨我，外出回来也折磨我。打到晕死过去后，直接把我扔到空房里，过来再强奸我。他们把我嘴里的牙都打掉了，我小小年纪15岁就没牙了，一直到现在都是假牙。我的腰硬给日本人压断了，我原来还有一米六五高的个儿，现在就留下个头和胳膊能动。”

　　说到这儿，老人吃力地笑了笑。

　　“就这，我也没有说出一个党员。”

　　关于抗战胜利，有一个小细节。生活在台北的中美混合联队队员李继贤（现已去世）回忆，当年在听到抗战胜利的消息之后，他们的战友开着飞机带着水，飞上高空，在高空中等水结冰以后再带下来敲碎，用来喝酒，以此庆祝胜利。

　　把酒高歌，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来路与归途

　　100位老人，31000分钟画面，14年可歌可泣的历史长卷，是用7年的栉风沐雨、筚路蓝缕换来的。

　　“一开始，我只是利用周末敲开老人家门，跟他们聊多年前的那些经历。”赖子说。后来，老兵去世的速度越来越快，很多重要战役亲历者的纷纷谢幕让赖子感觉时间不等人，仅靠周末来纪录老兵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于是，我跟老板递交了辞呈。”

　　从2012年起，赖子开始全职纪录老兵的工作，纪录费用几乎全部由自己承担。2013年，赖子注册了微信公众号“一起抗战口述历史”，将之前做过的老兵口述整理成文章，不定时发布，希望可以为老兵们争取更多的社会关注。

　　“从2010年到现在，我一直坚持一个人记录口述，我没有办法组建团队，因为我自己都常常发愁路费和食宿。”生活捉襟见肘时，赖子每年只能记录6位老兵。即便如此，他依然坚持把公益寻访和纪录老兵当做自己的主业：“我一个人了解老兵的资料，查阅老兵部队的军史和部队长官的回忆录，尽可能找寻到的史料。然后动手撰写口述提纲，平均每位老兵的口述有3万字左右，1000多个问题涵盖了从老人出生到年老的一生。”在一次采访中，家住广东番禺的远征军老兵陆嘉昌（现已去世）很惊讶第一次碰到这么详细问他的人，录完之后跟赖子说：“我很喜欢你，你可不可以做我的孙子？”

　　赖子日常拍摄的画风是这样的：自己一个人扛着几十斤的设备跑到当地，由志愿者带领到老人家中。然后再一个人找机位构图、布灯、录音、访问。录完回到酒店后一个人保存素材，半夜起来备份素材，第二天又重复昨天的工作。把人生最黄金的岁月献给抗战历史的赖子，并没有后悔自己的决定，“人生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可以慢慢来，唯独这件事不能等！”

　　在赖子看来，口述历史的记录和传播对于一个国家和社会来说，就像家庭相册对于一个家庭、族谱对于一个家族一样重要。当几十年甚至几百年过去以后，我们还能通过观看这些保存下来的视频资料，在荧屏前聆听先辈的峥嵘往事，不至于让回忆和情感断了层，不至于忘了来路，乱了归途。

　　现在，赖子依然在用心打理“一起抗战口述历史”“公号，讲述抗战老兵的故事。“虽然我是个小人物，但是我希望能为国家和民族，留下抗战历史的宝贵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