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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7年08月16日 星期三

新诗与旧体诗都应与时代同行(作家谈)

易 行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7年08月16日   第 07 版)

  中国号称诗国,但进入新世纪以来,诗国的新诗与旧体有各执一端、分道扬镳的倾向。一些新诗人强调新诗的自由,自由到谁都看不懂的程度。正如诗评家谢冕先生所说:“对当前诗歌总体评价我和大众一样,诗歌界不能提供大众心中的诗歌,大众失望,我有同感。诗歌界认为新潮就是好,一味读不懂就是好……”(见《人民日报》海外版)。旧体诗创作呢?有些诗人特别是有些刊物又过分强调格律,不得越雷池一步。他们虽然也同意“求正容变”,但实行起来却只求正,不容变。究其原因,都是正确创作方向的迷失。文艺创作的根本,是为人民大众,是以人民大众为中心,为人大众服务的,只有这样才能为大众所欢迎,所热爱。否则大众看不懂,即使看懂了,诗写的那些东西又与他们毫无干系,他们怎么会喜闻乐见呢?同样的,旧体诗若一味追求格律、死守平仄,则会造成艺术性的缺失,从而影响限制了诗思想性的发挥,同样会受冷遇。所以,无论新诗还是旧体诗,都应与时代同行。

  新诗与旧体诗都应融入时代的主旋律,都不应以“自我抚摸,小天地、小格局、小忧愁、小喜欢”为追求。旧体诗则更应避免大而空、概念化和标语口号式。目前,一些人对旧体诗创作的误解、误判,也会影响旧体诗的创作与创新。

  对旧体诗的一个主要误解是:“古代诗用文言写”,而“现代人没有文言写作的习惯,没有古典文学的背景与素养,写成老干体、民歌体”,所以便“不主张现代人用旧体诗形式写作”。首先,古代诗歌并非全用文言写,流传至今,人们耳熟能详的诗几乎全用当时的口语,即当时的白话亦即凝练了的诗性语言写成。例如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王之涣的《凉州词》《登鹳雀楼》,李白的《静夜思》《早发白帝城》,杜甫的《登高》《登黄鹤楼》,等等,都明白如话。即便其中有文言的成分,就像今天的白话也兼有文言的成分一样,其“文”也已被“白”化了。因此,以此为理由反对用旧体形式创作,不成立。事实上,在新诗快速发展的同时,旧体诗也在继承的基础上快速发展,其成就并不亚于新诗。其中又以鲁迅和毛泽东的旧体诗创作为先导,为典范。其他如柳亚子、郁达夫、聂绀弩、启功以及从新诗转为旧体的臧克家、贺敬之等文化名家的旧体诗,和李大钊、恽代英、夏明翰、吉鸿昌等革命烈士的旧体诗,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说明旧体诗还是有很强生命力的。当然,它也需要不断地改革创新,以保持其生机与活力。但改革创新,不是“革命”,不是革掉格律的命。诗的格律是束缚,如果死守,它就是手铐脚镣;如果活用,它就会大大增强诗的乐感,并使诗精练。这种精练就如同被压缩的弹簧,被捆绑的炸药,会产生更大的爆发力。这就是毛泽东诗词具有超强张力的原因之一。总之,新诗和旧体都应在改革创新中发展,并在发展中取长补短,比翼齐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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