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的藏书生活（美在生活）

　　藏书有两种：一种是官藏，一种是私藏。与官藏受皇命不同，文人“藏君子之书”是一种自发自觉的文化活动。文人士大夫穷一生之力，耽耽简编，艰险不避，用情于书，几成痴迷，“淫嗜生应不休，痴癖死而后已”，孜孜追求精神生活的体悟和内心修养的悠逸。如果说文人士大夫读书著书抱有求取功名之心的话，那么，访书聚书赏书更多体现的是一种趣味、格调和境界，彰显了文人士大夫藏书生活的文雅气质和审美追求。

　　访书——

　　“但愿得者如我辈，即非我有亦可喜”

　　以书会友，访书即是访友。文人为访求好书而自甘清苦，纵使散尽千金，却怡然自乐，其趣味高雅。

　　聚书缘自爱书。爱书是文人与生俱来的基因，这种基因根植于对知识的顶礼膜拜。“读未曾见之书，历未曾到之山水，如获至宝，尝异味，一段奇快，难以语人”（谢肇淛《五杂俎》）。也有异于常人的“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晚唐皮日休诗云：“惟书有色，艳于西子；惟文有华，秀于百卉。”（《六箴·目箴》）更重要的是，书还是文人安身立命之所，是思想的源头活水。宋代朱熹诗云：“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月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观书有感》）生活中只要有了书，哪怕“木落水尽千崖枯”，也能“迥然吾亦见真吾”（翁森《四时读书乐》）。

　　因爱书而访书。“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董其昌《画禅室随笔》）是文人的治学箴言，一则有“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孟子·尽心下》）的古训，须“行万里路”来验证“读万卷书”的真理性。二则不行万里路，读不到万卷书。访书不易，甚至不亚于取经。其实，唐僧取经也是一种访书。明代胡应麟爱书访书，遍游吴齐鲁赵卫各地，“穷搜委巷，广乞名流，录之故家，求诸绝域，中间解衣缩食，衡虑困心，体腹筋骨靡不所惫”（《经籍会通》），访书之艰辛自不待言，文人乐此不疲。他们流连“槐市”，或与书友雍容揖让，侃侃訚訚，或侧身书铺，不问寒暑，沉迷其中。宋代郑樵访书10年，“闻人家有书，直造其门求读，不问其容否，读已则罢”（《夹漈遗稿》）。清代袁枚亦爱书如命，“每过书肆中，两脚先立定。苦无买书钱，梦中犹买归”（《对叹书》）。

　　访可爱者聚之。纵使访书过程艰辛，但文人并不贸然行事，总要依照自己的眼光与喜好来取舍一番，甚为挑剔。“藏书者贵宋刻，大都书写肥瘦有则，佳者有欧、柳笔法。纸质匀洁，墨色清纯，为可爱者。”（张应文《清閟藏》）越是“可爱者”，聚书的代价越是不菲，遇希贵者甚至得割爱让出田庄美妾。据王世贞记载，“元瑞以嗜书故，有所购访，时时乞月俸，不给，则脱妇簪珥而酬之；又不给，则解衣以继之”（《二酉山房记》）。据吴翌凤记载，“嘉靖中，华亭朱吉士大韶性好藏书，尤爱宋时镂版，访得吴门故家有宋椠袁宏《后汉纪》，系陆放翁、刘须溪、谢叠山三先生手评，饰以古锦玉签。遂以一美婢易之，盖非此不能得也”（《逊志堂杂抄》）。如此书痴，真让人哭笑不得。

　　聚书——

　　“读书得此护持，万卷尽生欢喜”

　　访得可爱书，需有雅室居。或楼或室，文人聚书旨在构建一个独特的心灵空间，任天地岁月悠悠，其格调高贵。

　　斋号之雅。文人藏书之所并无定规，可筑楼于山间水滨，可取一室隐于市井郊野，斯是陋室一间，亦要出尘清雅。东晋陶潜辞官居归隐“归去来馆”，写下千古名篇《归去来辞》。清代范钦建“天一阁”，藏书甲于两浙，黄宗羲、全祖望皆为其作记。晚清曾国藩有“富厚堂”，又称“八本堂”，自取家训以记之。不仅室名斋号有雅称，文人也因藏书得美名。唐代李泌家中藏书汗牛充栋，被誉为“书城”，后汉曹平积石为仓以藏书，号曰“曹氏书仓”，五代孟景翌出门藏书跟随，终日手不释卷，谓之“书窟”，不一而足。如细细玩味，又别有一番风味。

　　藏室之雅。清代郑板桥书斋有联云：“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文人藏室“绝俗之趣”，宜小宜香宜雅。小能聚气，不热不寒，连乾隆帝三希堂也不过八平方米而已。香即芸香、檀香和茶香，书中所夹芸草有异香，可避蠹驱虫，“故藏书台亦称芸台”（徐坚《初学记》）。檀香可宁神，令人思绪悠远，南宋陆游《即事》云：“语君白日飞升法，正在焚香听雨中。”茶香可静气，煮雪烹茶恬淡至极。如仿倪瓒之清閟阁，“古鼎法书，名琴奇画，陈列左右”（《明史》本传），刹那间，一股古雅深邃、静逸无边的书香气息就能扑面而来。

　　诗印之雅。文人喜吟诗，每有所得，或抒藏书之情，或言藏书之志，留下了许多藏书诗，也留下了许多文坛美谈。最著名者莫过于唐代韩愈赠予邺侯李泌的《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诗云：“邺候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皆牙签，新若手未触。”这就是典故“邺架之藏”的出处。如果看到谁家前门高悬“邺架留芳”牌匾，则基本可以判定，主家是个读书人，且姓李无误了。除了藏书诗，文人还善刻藏书印，一枚枚小小的方印，或宣示藏书主人，如田吴炤之“荆州田氏藏书之印”；或抒发藏书之情，如陈简应之“精校善本，得者珍之”印；或表达藏书之趣，如李馥之“曾在李鹿山处”印等。这些印章篆刻精美，印泥鲜艳夺目，使人赏心悦目，既流露出文人的爱书之情，又表达了文人的读书之乐，还体现了文人某种豁达与通透。

　　赏书——

　　“书味在胸中，甘于饮陈酒”

　　不为功利赏闲书，每有会意则欣然忘食。文人在赏书读书中，追求人生真味，陶然自得，其境界高远。

　　藏书非为读。文人藏书何其多，岂能遍阅？不为读，仍藏之，何故？有三功也。一曰校书之功。书在传抄、刻印、排印时，错误在所难免，如不及时校勘，其害深也。二曰治书之功。北魏李业兴“爱好坟籍，鸠集不已，手自补治，躬加题帖，其家所有，垂将万卷”（《魏书·李业兴传》）。三曰抄书之功。南宋尤袤“每公退，则闭户谢客，日影记手抄若干古书”。明代叶盛“服官数十年，未尝一日缀书。虽持节边檄，必携抄胥自随。每抄一书成，辄用官印识于卷端。其风流好事如此”（钱大昕《听雨轩集跋》）。正是文人忘我的校书、治书和抄书，为后世留下了无价的精神宝矿，如今的古籍善本就有其不可磨灭的功绩。

　　书非借不读。家有藏书万千，可自嗜、可借观、可共赏。比如说明代越琦美，“性嗜典籍，所裒聚凡数万卷，绝不以借人”（龚立本《烟艇永怀》）。不外借，无非担心一旦丢失便不可再得，“仅有单行之本，烬后不复见于人间”（曹溶《绛云楼书目题词》）。对于不外借者，人们应当抱以理解和同情。当然，借观是值得鼓励的。文人与书为友，亦能因书得友，“幸而遇赏音者，知蓄之珍之”（曹溶《流通古书约》）。借人典籍者，也当须精心呵护，如遇缺坏则为之补治。晋人范蔚“家世好学，有书七千余卷，远近来读者恒有百余人，蔚为办衣食”（《晋书·范平传》）。这种风范值得后人好好学习，因为藏书不只为情趣，不用不借不考，就如“守书奴”无异，行之不远矣。谁能知道，藏家百年后，这些书会迎来怎样的新主人呢？

　　清淡好读书。“读书之乐何处寻，数点梅花天地心”（翁森《四时读书乐》）。文人自视清高，一种难能可贵的清高，只有这种清高立，能令其于物欲横流中洁身自好，超凡脱俗。或坐或立于书斋别院，“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友朋，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尤袤《遂初堂书目序》）。人生最惬意、最纯粹的时光，莫过于这种自在随性、自由遐思的读书时光。于文人而言，一旦步入书斋，拿起书来赏玩也是一种心灵慰藉。陆游诗云：“剩喜今朝寂无事，焚香闲看玉溪诗。”（《假中闭户终日偶得绝句》）净手焚香，品茗听音，在暖阳正好的芸窗下，静坐清读，这是一桩多么有仪式感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说，文人因拥有了聚书之乐，而拥有了门槛最低却是世间最美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