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奇逢：身型家范 孝友为政（家风家训）

　　“孝友为政”，出自《论语》。孔子认为，孝友乃为政之本，在家孝敬父母、友爱兄弟，虽不居官，亦是为政。明末清初理学大儒孙奇逢（1585—1675年）的《孝友堂家规》，比较充分地体现了孝友为政这一传统政教思想。

　　以礼立规。清初社会动荡，伦理道德失范。孙奇逢认为，礼“所系世道人心甚大”。时“士大夫绝不讲家规身范，故子孙鲜克有礼，不旋踵而坏名灾己，辱身丧家”，有鉴于此，孙奇逢从家庭家教家风入手，亲撰《孝友堂家规》教诫后人“谨身守礼”，以期正人心而厚风俗。孙奇逢认为，教家立范，品行为先，故首存士节，以养廉耻之心。孝友为政，当以诚敬之心祭祀祖先，兄弟和睦，家庭和美。婚姻与家运盛衰攸关，君子择婚当论德不论财。平日家居，应以敦厚和睦之心团结族人乡亲。端蒙养是家庭第一关系事，教子重师，交友重信。与贤豪相对，不可有媚悦之色；与妄人相处，亦当时存自反之心。守分谨言，以免风波横议。自修慎择，以远虚名利害。治生之道，学者不废，故当克勤克俭以养家。《孝友堂家规》“治家之法，有条不紊”，后人有“足备楷模”之誉。

　　以身为教。良好家风的形成，重言传更须重身教。孙奇逢认为，孝友人家，一室之内“雍雍睦睦，草木欣荣”；不孝不友之家，“恣睢乖戾，骨肉贼伤”。如果一家之中，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即使穷困终身，而“身型家范，为古今所仰，盛莫盛于此。”然一旦身无可型，家不足范，“当兴隆之时，而议者已早窥其必败矣。”他指出，“家运之盛衰，天不能操其权，人不能操其权，而己实自操之。”一些家庭中之所以出现“祖父不能对子孙，子孙不能对祖父”的反常现象，“皆其身多惭德者也”。孙奇逢说，“立家之规，正须以身作范”，如果自己身范不端，反“向妇人女子求齐，道无由矣”。他一生笃行孝友，风节凛然，为后人做出重要表率。在90岁高龄，孙奇逢仍日率子孙晨起展拜家祠，逢忌日则简衣素食，哀思不已。孙奇逢以身作范，躬行孝友，使得一门五世同堂，“家无逆颜，人人尽让无争辩”。康熙初年，傅山过访兼山堂，称“其家门雍穆，有礼有法，吾敬之爱之。”

　　以规化俗。家风关乎民风，家运关乎国运。面对清初人心日浇、风俗日薄的社会状况，孙奇逢提出，“风俗之厚，士君子与有责焉”，表示要以元代大儒姚枢、许衡在苏门化民成俗之心，倡扬儒家伦理，重塑社会风尚。清初辉县风俗，极重婚丧之礼，时人为流俗所困，往往“宁甘破家”。孙奇逢认为，“从来凶终隙末，总皆起于论财。甚至琴瑟不调，亦皆由此。只不论财，彼此相体，久而益亲，便是真骨肉，便是好风俗。”他在家规中明确提出“择德以结婚姻”，主张婚嫁行礼勿论财。孙奇逢以身作则，力抵流俗。他为子完婚，“四季衣服，两家共办。一切用物，随分酌量”；嫁女则“为布衣一件，嘱之归宁著此服，勿失吾家布素之意”。孙奇逢移风易俗的行动，体现了一位大儒乡贤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担当。

　　孙奇逢少好奇节，负经世之志。时人称其“孝子可作忠臣，文事能兼武备”。但他一生隐而未仕，躬行实践，化民成俗，在清初“学荒道丧，一线孤灯”之际，“使人人想见孝友为政之实”，对清初社会伦理道德秩序的恢复和重建，做出了积极贡献。其《孝友堂家规》在孙氏后人中代代相传，已内化为他们重要而独特的家族文化基因。

　　（作者为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