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危机中走来 在合作中发展

　　成员国覆盖全球几乎所有的重要经济体、经济总量约占全球经济的85%，贸易规模占全球贸易总额的80%，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的65%……从崭露头角，到当仁不让地成为当下全球最具代表性的经济政策协调平台，G20的“蝶变”完成于过去的短短几年间。

　　从危机中走来，在合作中发展。G20是全球治理最有效的模式之一，这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

　　2017年7月7日至8日，G20峰会第12次会议在德国汉堡举行。德国作为此次G20峰会的主席国，将会议主题确定为“塑造联动世界”，并从三方面推动G20的工作：重构韧性、改善可持续性、承担责任。

　　起源：危机的产物

　　如今，谈起G20的历史，人们自然就会想到2008年那场震动全球的金融危机之后临危受命，进而崛起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平台。事实上，G20的肇始也与一场危机有关。

　　1999年12月，G20在德国柏林召开首次会议，成员包括作为八国集团（G8）成员国的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日本、俄罗斯，以及中国、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沙特阿拉伯、南非、韩国、土耳其等11个新兴国家和作为一个实体的欧盟。

　　彼时，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阴云依然弥漫，世界各经济体心有余悸，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1999年巴西金融危机接踵而至。促进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就国际经济、货币政策和金融体系的重要问题开展富有建设性和开放性的对话，防止类似亚洲金融风暴的危机重演，成为G20成立的初衷。

　　时针指向2008年11月15日，美国华盛顿，G20首次领导人峰会在此举行。无论是对于G20，还是对于整个世界，这都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峰会。在此之前，G20会议主要由各国财长或各国中央银行行长参加。

　　会议规格的大幅提升足以表明，这一次，摆在G20讨论桌上的议题更为重要，也更为紧迫棘手——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全球货币金融市场剧烈动荡，世界经济面临巨大冲击，如何同舟共济，渡过难关？G20领导人峰会这个更高级别的国际经济合作平台成为解决问题的一个选项。

　　“可以说，G20是危机的产物。”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陈凤英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

　　金融监管不力，贫富差距悬殊，百年不遇的金融海啸将发达国家潜在的制度性问题暴露无遗。要想解决危机，必须推动变革。如陈凤英所说，“这场危机发生在华尔街，然而，发达国家或者说G7，已经没有能力应对这场危机，他们知道必须借助新兴市场的力量”。

　　当时，一个不容忽视的趋势已经愈加清晰：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新兴经济体作为一股不断崛起的力量，角色日益突出。

　　数据显示，到2009年上半年，新兴市场国内生产总值已占全球的50%，贸易总量占40%，外汇储备占70%。就在西方发达经济体都被笼罩在危机的愁云惨雾之中时，新兴经济体却为世界带来难得的积极迹象。

　　“新兴经济体快速发展，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迅速提高。”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沈骥如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指出，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升格为领导人级别会议的G20峰会，更能代表当今世界经济的主要力量。“如果G20成员国能够相互协调，广泛合作，那么应对世界经济各种挑战的能力就会大大增强。”

　　让世界为之瞩目的不只是新兴经济体不断扩大的体量。“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新兴经济体在发展中取得的成功，也让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全球治理的多边机制意识到，可以吸纳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模式。”陈凤英说。

　　危机的催化和世界经济格局调整的现实需求，让全球治理结构走到了变革的关键路口。G20领导人峰会开启了一个新的方向。一年之后，在2009年9月举行的G20匹兹堡峰会上，全球19个主要经济体和欧洲联盟领导人共同宣布，G20将取代G8成为国际经济合作与协调的首要全球性论坛。

　　作用：信心与“药方”

　　发展至今，G20领导人峰会为国际社会合力应对经济危机、推动全球治理机制改革注入的动力之强劲、之持久，有目共睹。

　　“G20最大的作用是恢复信心。”陈凤英说。

　　2008年底，面对急剧动荡的全球金融市场，在发达国家几乎束手无策之际，G20领导人在华盛顿峰会上郑重承诺，加强协作，共同应对金融危机和支持经济增长，并呼吁改革世界金融体系，防止类似危机再次发生。

　　信心比黄金更可贵。这份全球协作共抗危机的意愿和决心对于当时脆弱的世界经济而言，无疑是一颗“定心丸”。

　　之后，一系列具体措施相继落地。全球主要经济体在大规模金融救市计划基础上，纷纷出台经济刺激方案，各国央行还多次掀起联合降息、注资行动，推动经济复苏。

　　效果很快显现。在2009年9月匹兹堡峰会举行之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预计称，世界经济走出衰退的速度可能快于之前预期。而在实现这一提速的过程中，新兴经济体的作用十分突出。数据显示，近10年来，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超过50%。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这一数字更是达到70%。

　　此后，G20总是全球信心的主要来源。面对2009年底开始发酵的欧债危机，G20同样没有袖手旁观，而是将其列为多次峰会的重点讨论议题。2012年6月，在墨西哥洛斯卡沃斯举行的G20峰会就为解决欧债危机勾勒出具体的路线图。

　　“如果没有G20峰会，今天各国可能还没有办法坦然地坐下来，谈论如何分世界经济这块蛋糕。”陈凤英说。

　　在应对危机的同时，G20还给全球带来一个更为可喜的希望，那就是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拉开帷幕。随着世界经济逐渐走出危机泥潭，进入复苏节奏，G20峰会开始为国际经济金融体系更为深层的“病根”开出药方。

　　2009年4月的G20伦敦峰会发布宣言，将此前G7为促进金融体系稳定而成立的金融稳定论坛，正式更名为金融稳定理事会，并扩员至G20成员及相关经济体和有关国际组织。

　　同年9月的G20匹茨堡峰会发表《领导人声明》，承诺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提高至少5%以上，并决定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在世界银行将至少增加3%的投票权。此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和世界银行投票权改革有序推进。

　　“G20领导人峰会这一机制形成之后，部分改变了全球经济治理当中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话语权不平衡的问题，新兴经济体的话语权有所提高，全球治理更能呼应各种类型国家的利益诉求。”沈骥如指出，这为世界经济克服危机、实现复苏提供了更大的动力。

　　近年来，G20持续推出多项稳定政策，为世界经济健康发展保驾护航，G20新型全球治理机制已然走向世界前台。在2016年G20杭州峰会结束之后，拉美社就直言，G20峰会在寻找解决全球经济问题有效方法的道路上，起到了引导正确方向的重要作用。

　　中国角色：引领与引擎

　　与以往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平台相比，G20的最大特点是让新兴经济体参与对话，不再只是少数发达经济体垄断话语权。而在这些新声音中，最被关注与期待的，无疑是中国方案。

　　“在G20中，中国是一个顶梁柱，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陈凤英认为，正如发达国家的代表是美国，新兴市场国家的代表就是中国，中国这股崛起的力量，责任意识很强，扮演着领头羊的角色。“当年救危机时，中国不遗余力。之后每一次有问题、有争论时，中国都会挺身而出，提出中国方案。”

　　的确，作为创始成员，中国一直以来都是G20中最为关键而活跃的“优等生”，始终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在G20峰会中的发言，总是切中世界经济弊端，号召共同应对，引发广泛共鸣。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2013年9月5日，习主席在G20圣彼得堡峰会上明确表态，坚定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

　　“独行快，众行远。”2014年11月15日，习主席在G20布里斯班峰会上呼吁，二十国集团成员要树立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意识。在那次峰会上，习主席也表达了对G20的期许——要继续做全球自由贸易的旗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构建互利共赢的全球价值链，培育全球大市场。

　　“善治病者，必医其受病之处；善救弊者，必塞其起弊之原。”2015年11月15日，习主席在G20安塔利亚峰会上，向与会者提出两个亟须回答的问题：一是“怎么看”，要精准把脉世界经济形势；二是“怎么办”，要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和就业开出良方。

　　2016年的G20杭州峰会，更是中国担当与中国智慧的一次完美彰显。进入“后危机”时代，无论是G20本身，还是世界经济，都又一次走到十字路口，面临重大抉择。而正是在杭州峰会上，G20开启了由危机应急管理向全球经济治理长效机制的重要转型。由中方起草、主导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公报》作为峰会最重要的纲领性文件，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推动解决世界经济增长所面临根本问题的中国方案，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完善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国主张上升为国际共识。

　　“在杭州峰会上，中国的理念和倡议得到了各方面的认同。特别是包容性发展，让发展惠及所有国家和人群，而不是造成收入差距、贫富差距和南北差距的扩大。中国提倡开放型经济，促进贸易投资的自由化，从而创造一个更大的市场，使各国人民都有机会实现各自的利益。”沈骥如说。

　　“过去，G20讨论的是怎么应对危机。而在杭州峰会上，大家讨论的是如何加强治理，而且不仅是当下治理，还有长效治理。”陈凤英指出，这是杭州峰会取得的一个最大的成功，也由此将G20带到一个发展的新高潮。

　　如今，G20汉堡峰会正是在“杭州底色”上，在延续和发展杭州峰会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落实全球经济治理切实可行办法。世界需要G20，而G20需要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