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长江边的大城市,扬州不胖,恰到好处的匀称。
古运河如一根绿瓜藤样,轻轻巧巧地缠住了扬州城的院落和篱笆。瘦西湖就是这根瓜藤上汁液饱满的绿丝瓜。
——一只拥有“水蛇腰”的丝瓜。
“水蛇腰”,是汪曾祺先生喜欢用的一个词,是形容运河边女人的窈窕和风姿的词语,如果用在大运河和扬州城的关系上,也完全恰当。由于古运河的缠绕和灌溉,扬州城也像一个拥有水蛇腰的佳人。
汪先生是“高宝兴”中的高邮人。我是“高宝兴”中的兴化人。高邮、宝应、兴化三个地方的女子,是扬州船娘的主力军。
——她们的水蛇腰肯定是摇橹摇出来的。
我第一次去扬州,是从下河出发的。16岁的我跟着老汽车向上爬坡。那比我们高的地方,父亲告诉过我,那叫“高田”。老汽车爬到“高田”的最高处,就是大运河的河堤。到了大运河,老汽车停下来加水。我第一次呆在大运河边,看着传说中的大运河(那可是香烟壳上的大运河,也是麻虎子传说中的童年的大运河),正值秋汛,水很大,司机很容易取到了水。有个挎着皮革黑包的供销员模样的男人对我说,这大运河可了不得了,向南,就是扬州。而向北,一直向北,就是北京。
就因为这个供销员的话,大运河就被我想象成一条水做的铁路。验证我这句话的,是扬州城门口的运河大桥,那是座铁桥。咣当咣当摇过铁桥后,扬州城到了。
1983年的扬州,我见得最多的不是杨柳,而是榆树和苦楝树。高大的榆树,纷纷扬扬的榆钱,落在古运河上,又跟着运河水走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也许是在水边长大的缘故,我最喜欢做的事,就是逃课去看运河,尤其是想看古运河边古渡边杵衣的扬州女子,她们手中的杵衣棒一上一下,美妙的腰身就有意无意地露了出来。那味道,就像我手中的扬州包子。
对了,我有很多书就是坐在古渡边读的,那里有很多不生虫子的葱茏的苦楝树,我捧一本书,两只包子当成午餐,一读就是一个下午。
——我应该是运河边一只有小虫眼的小黄瓜。
我的学校在史可法路,从史可法路到东关街,只需要沿着国庆路步行15分钟。如果你不想在东关街上停留太久的话,只要走10分钟,就可以抵达东关古渡了。
从古镇瓜洲过来的船队,几乎是和我同时抵达。船队上的小伙子,比我大胆多了,总是故意加大马力,让运河里的波浪替他们“咬”一下杵衣的水蛇腰的女子。
水蛇腰的女子也不是好惹的,她们会用特别好听的扬州话批评那些小伙子。那嗓音,清脆得像扬州的水红小萝卜。
作为观众的我,仿佛是在听扬州评话。
在古运河边看书的事,我从未写出来,不是不想写,而是愧疚。那愧疚就像是隐在古运河水中的石码头台阶,一旦水褪去,那些石阶上青苔和锈迹就是我的愧疚。
那是我抵达扬州的第二年春天,一位老人发现了正在河边懒散读书的我。我当时读的是一本诗集,刘祖慈的《年轮》。这是我在扬州国庆路新华书店购得的。诗句很传统,但当时的阅读水平仅仅是如此。
老人和我谈古运河,我的大运河知识就是在那个时候得到校正的。邗沟。隋炀帝。京杭大运河。他还给我谈李白、杜牧,还谈到了易君左,谈到了他的同事郭沫若。当然,还谈到了诗歌。
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个老人就是写鉴真东渡的姚江滨老师,只是懵懂地和他交流。后来老人带我去他家里,一座长满了花朵的扬州院落,看到了他写的书《东渡使者》《晁衡师唐》。老人还给我买了六只翡翠烧卖。味道的鲜美,至今还不能说得准确。还有,翡翠烧卖里的青菜怎么会那样青翠?
那个下午,那六只翡翠烧卖,我一直记得,还会一直愧疚下去。扬州的洒脱(唐诗中的逍遥见证),扬州的仁义(比如扬州十日),扬州的水蛇腰的女子在水蛇腰的大运河边杵衣。
——当然,也杵那运河水中的月亮。
后来我再去东关街,在仅剩的一棵大苦楝树下,我又想起了已仙逝的姚老师,东渡,东渡,东关古渡。当时正值花季,暗紫的小花瓣,落满了巷子口。
我在树下张手,等了一小把,穿过东关,走到古渡口,把它们洒到了古运河的水面上。
星星点点的苦楝花,恰如扬州绣花鞋头上的小花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