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叫“达达”

　　当年，在村子里，有个漂亮的堂姐，特爱笑话人。

　　有一天，她看过一场电影，回村就说，电影上一个女的管父亲叫“爹”，笑死人了。为什么堂姐会觉得笑死人？因为在我们老家，是不管父亲叫“爹”的。也不管父亲叫“父亲”，而是叫——“达达”。

　　我把这件事烙刻于心了。在村子里还倒好，生来就这样叫，没什么土不土的。但我一朝离开了村子，成了“公家人”，平时听叫“爹”的没有，“父亲”是书面语，更没人这样叫，基本上通用“爸爸”。这个“爸爸”是属于“公家人”，属于遥远的外面的人以及一部分县城里的人的，似乎比较洋气，是有地位属性的。

　　在外面混世这么多年，至如今，你要我管父亲叫“爸”，我叫不出来，而且会觉得这个字不够分量，对此琢磨得多了，还会感到不怎么像回“事儿”。可是，不管是城里，还是乡下，老家的年轻一辈叫“爸”，差不多已得到普及。至于叫“爹”的，我敢说，没有。偏偏我写小说，总会用到这个字，一则，看它音形粗砺，行文中像从泥土里挖出来的一粒万年砂礓，二则，实在因为“达达”不甚通用，此不过一权宜之计耳。

　　名不正则言不顺，我得先为“达达”正名，然后才能说到别的。

　　达达没生闺女，只生了儿子。生闺女的家庭，达达可以得到很好的打扮。但是，做儿子的，其实也会偶尔给达达买件新衣服回来，况且还有儿媳妇，为表孝心，亦可充女儿之役。实际上，给达达买衣服，是很难的，皆因不知道他该穿什么，喜穿什么。积累下来，包括自己不穿送回家的，达达的衣服也得有半橱子，比村里的那些老头都多。问题是，达达素不喜穿新，而且拒绝雷同于比自己年轻的人。

　　不是亲眼看到，难以想象达达的衣着。冷天，传统的老棉裤、老棉袄倒是退出了，但似乎也新式不到哪里去。一律蓝灰，这个可以肯定。热天，特别是农忙季节，不避讳地说，那种素常穿戴，强不过逃荒要饭的，而这并非唯独达达如此，整个村子的老头们都是这副打扮。上面光着脊背，下面一条大裤衩子，脚上一双凉鞋，在街上来来往往，穿件衬衣的都是讲究。有一次我看达达身上是件短袖，定睛一看，竟是将好好的衬衣袖子剪了的！剪得不长不短，拉尔夫·劳伦也说不出该是什么款式了。

　　我知道，父亲选择了最适合他自己的——原则上是半新不旧，穿上最好没有回头率，也就是说，切莫扎眼。

　　说到吃的，达达生冷不忌。小时候缺粮，能吃饱就不错，浪费根本不可能。吃地瓜揭皮儿，都是不会过日子。那年我在外地上学，放假回家才听说达达病过，因为他吃了被老鼠啃过的一块冷馒头，而彼时已是改革开放的上世纪80年代，口粮不成问题，饭桌上难吃的黑窝窝头早就不见了踪影，我就知道，这是达达的习惯使然。上世纪90年代，我在新单位分了一袋大米，首先想到的是怎么弄回老家，也是习惯使然，因为在我的意识中，晶莹白亮的大米可是好东西。新单位离老家几百公里，我扛不回去，就交给老乡，看能否方便时用车捎回去。后来人家没捎，大米发霉，把我心疼了好一阵子。

　　吃的，对于达达，没什么是不好的。

　　至于住，达达为此耗尽了大半生的心血。达达是农民，享受不到别人口中的“免费”住房。起先，我们一家住在一处老西屋。土墙，屋顶是苇子上覆土。那就是住在黄土里了。达达的儿子们都出生在那里。印象最深的，是屋中竖着一根柱子，奶奶家的堂屋中没有。柱子顶着一道横梁，就像屋中该有的东西。我才刚明白，一准是为了防止屋顶坍塌。

　　改革开放后，日子过得好些，家里要盖新屋。我感到振奋，放下书包就会拉起车子去村外坑塘取土。新屋盖起，虽叫瓦屋，其实还是土墙。我们终于可以搬离了那处低矮狭小的西屋。

　　但达达在盖屋的道路上并没有就此止步。到我90年代初远走他乡，我家又盖起了一溜儿10间浑砖到顶大瓦房。这一溜儿大瓦房，在村庄规划时被拦腰截断，后来就变成了两个院，而我们的村子也从此成了一个歪斜的村子，道路两边的房屋锯齿一般，凝固了那个时代的记忆。

　　达达的出行工具，我印象最深的，是一辆结实耐用的大金鹿自行车。之前大家都靠徒步，家里还有过一辆地排车。

　　大金鹿是通过在东北工作的姨夫买来的，当时可是稀罕之物。对自行车的爱惜，很夸张的做法就是给车子披挂上一身五颜六色的塑料条子。达达倒没这样做，但这辆自行车确实是我家的“功臣”。母亲曾悄悄对我说，村里人还不知道你达达变了啥戏法儿，吹气似的连着盖了这么多大瓦屋。

　　达达早出晚归，骑着这辆大金鹿做生意，村里人白天几乎见不到他。他要一大早出门，骑行五六十里，去北边的山区买来火纸，再卖给我们县城的一些门市，换取差价。有一次，寒冬腊月，刮着大北风，一位表哥开拖拉机去北边收棉花，经过一个山坡，看见一个人光着膀子推着自行车，艰难地往上走。自行车上垛起的火纸，高高地挡着推车的人，像把人埋在了纸垛下面。心想，谁这么拼命？再一看，不得了了，只见那人大汗漓淋，便惊叫一声，这不是舅嘛！

　　表哥回来把这事说给人听，一位姑姑听了，当场大哭起来。

　　达达似乎有做生意的天分。记得更小的时候，一个夜晚，一伙人闯到我家，把我家的地排车拉走了。他们是“工作组”的。后来我站在夜色里，听到从大队部传来激烈的争吵声，心里陡生一股超凡的力量，似乎一伸胳膊就能把达达从那里解救出来。

　　印象中只留下一些片段……达达好像去了河南一个叫“驻马店”的地方，做了什么生意。“工作组”给的罪名是“投机倒把”。

　　我更相信，是生活所迫，才使达达去当了风餐露宿的小贩。

　　他是一个吃苦耐劳的老实人，从不对我们兄弟多说什么，致使我对自己的家世所知寥寥。在我看来，自己所能看到的这些，似乎就已足够，所以，我也从不主动询问什么。

　　实际上，我也像达达一样，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也正是生活所迫，我孤身远离故土，天长日久的历练下，还算能够跟人讲出一些话。还有一个原因，既然不说，就肯定有不说的道理。怕是万一勾出心酸来，就有违了本意。

　　但我知道，达达当过兵。从达达、母亲和别人口中，我约略了解一点首尾。班里丢失了子弹，当班长的达达经过细致推断，知谁所为，但上级怀疑到了达达头上。达达坚决不认，也坚决不供出别人。

　　要让我判定达达行为之对错，我做不出来。但达达晚年还会专门给我提起，证明达达对此犹不释怀。

　　达达老了。是不是要发掘隐匿在达达人生中的传奇，在我，竟是一件难为的事情。不知不觉间，与自己长大的儿子在一起，却也是闷声不语的时候居多。不管儿子怎样看我，我只觉自己寻常之极，想破脑壳也想不出有什么不凡的经历可讲。

　　儿子叫我“爸爸”，而在老家，我们这辈，管父亲叫“达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