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创新，破解生态难题

　　6月6日，在浙江省绍兴市环山河边，一位社区干部正在向40多位政府官员做着讲解。这位干部身旁的公示牌上写着她的身份——社区河长傅剑萍，还附上了手机号码。

　　当天，太湖流域片第二次河长制工作现场交流会在绍兴市召开。作为绍兴市越城区越都社区书记兼主任，傅剑萍向来自江苏、浙江、上海、福建和安徽5省（市）的代表介绍了社区落实河长制的情况。

　　河长制正是起源于太湖流域。2007年，太湖蓝藻大面积暴发后，江苏省无锡市率先推行河长制。10年后的今天，河长制这项制度创新已经在全国推开。2016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简称《意见》）。在2017年新年贺词中，习近平总书记说，“每条河流要有‘河长’了”。

　　高位推动

　　“老大”出马，解决老大难

　　在以往对水利部门采访过程中，记者经常听到两句话。一句是“环保不下河，水利不上岸”，说的是治水过程中的单打独斗、部门分割。另一句是“老大难，老大出马就不难”，说的是主要领导的协调统领作用。

　　河长制正是要扭转水利工作中的尴尬局面。对此，绍兴市上虞区区级河长潘立峰有亲身体会。

　　上虞区境内的隐潭溪，流经岭南乡、章镇镇两个乡镇。上世纪90年代，沿岸村民就地取材，在家门口办起了石材加工厂，产生的废水直排进入隐潭溪，溪水日渐浑浊。但因职能部门权责交叉等原因，每次治理最终都不了了之。

　　2017年年初，刚刚上任不到一个月的上虞区委常委、宣传部长潘立峰担任了隐潭溪区级河长。他在第一次巡河时，就发现了这一症结。

　　随后，潘立峰召集了由两个乡镇以及水利、交通、农林、环保等部门领导参加的隐潭溪河长制工作会议。会上确定了各部门的责任清单：环保部门负责对沿河企业做好污染监测和业务指导；农林部门负责水土流失保护和矿山生态恢复治理；水利部门拆除水源保护区内畜禽养殖场……

　　砌岸护堤、关停企业、垃圾整治、护水宣传，经过一系列治理，如今，隐潭溪流域已是一片小桥流水、绿色生态的景观。

　　坚持领导挂帅、高位推动，是实行河长制的一条宝贵经验。两办《意见》要求，到2018年年底前全面建立省、市、县、乡四级河长体系。来自水利部的数据显示，目前，各省级工作方案已全部编制完成，其中30个省级工作方案已印发实施或经党委、政府审议通过，25个省份已明确省级总河长和主要河湖的省级河长。值得一提的是，江西省由省委书记、省长亲自担任全省的总河长、副总河长，7位省级领导分别担任7条主要河流的河长。

　　江西省水利厅原厅长孙晓山认为，河长制是符合中国国情、切实可行的体制。“河长制用行政手段，将水利、环保等涉水职能部门整合在一起，是比较好的抓手。”孙晓山说。

　　责任传导

　　从官员到民众，护水意识增强

　　在绍兴市越城区西小路社区，每户居民都领到了一本“绿色账户”，社区对居民的护水、垃圾分类等行为进行积分，积满30分，就可以兑换餐巾纸、围裙等奖品。

　　“一项小小的措施，却改变了居民多年沿河洗涤的习惯。”西小路社区主任、西小路河村级河长诸妙茵说。

　　当记者问及为何想出这个办法时，诸妙茵坦言：“我现在是河长了，有了管河治河的责任和压力，自然要多想些有效的办法。”

　　更重要的是，这种护河责任，已经通过各级河长传导到了民众身上。诸妙茵回忆说，有一次一位居民反映，河对岸一个单位的餐厅，将餐巾纸放窗户上，这样风一吹，餐巾纸就掉到河里了。“河长制也唤醒了居民的护河责任、环保意识。”诸妙茵说。

　　在有的地方，民众的责任固化成了一种机制。每天早上7点，上海市青浦区赵巷镇中步村12组村民组长王炳林都要出门，沿着家门口的千步泾河巡视一番。去年7月起，中步村以“村民自治”方式，建立起一支专门管理河道的队伍，在优秀党员和村民组长中，挑选具有丰富河道管理经验的人担任“村民河长”，58岁的王炳林被推选上任。如今，王炳林每天早晚两次巡河，发现问题后通过网格化机制向相应部门通报。

　　水利部部长陈雷认为，全面推行河长制核心是实行党政领导特别是主要领导负责制，是党政领导担当精神和责任意识的直接体现。

　　落实责任离不开配套管理措施。傅剑萍每天巡河之时，都会打开一款名为“河长通”的手机App。“它会记录下河长的巡河轨迹，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会拍照上传到后台，提交上一级河长解决。” 傅剑萍说。

　　傅剑萍说的后台就是浙江省河长制管理平台。在这个平台上，记者见到了傅剑萍6月6日的巡河轨迹。平台负责人介绍说，河长提交的问题会用红色显示，解决后变为绿色，这样问题有没有解决就一目了然了。

　　拓展升级

　　设“河道警长”等，配合河长工作

　　在推进河长制的过程中，不少地方还推出了“升级版”的河长制。

　　最典型的是增加层级。两办《意见》要求建立四级河长体系，在实践中，不少地方建立了五级河长体系。吉林、黑龙江、江苏、浙江等14个省（区）提出建立省、市、县、乡、村五级河长体系。

　　针对太湖流域片湖泊众多的特点和湖泊治理保护的复杂性，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局长吴文庆表示，要在推行河长制工作中，尤其关注湖泊的河长问题，积极探索设置“湖长”，研究确定湖泊管理保护的目标任务，科学编制“一湖一策”，统筹解决湖泊保护与治理修复中的重大问题，建立维护湖泊良好生态的长效机制。

　　另外一种升级版是为河长制建立配套体系。

　　“污水偷偷排入河道是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将被追究刑事责任。”近日，在下乡走访时，福建省晋江市安海派出所民警庄永彬向可慕村村民及相关企业进行宣传。

　　作为驻点可慕村的民警，庄永彬最近又多了一个职务——可慕溪村级“河道警长”。他的任务就是配合当地村级河长共同治水。“河道警长”要对河道定期巡查，重点围绕皮革、电镀等行业，及时发现沿湖、沿河非法排污企业。

　　据了解，为配合河长制落实，云南将建立省、州（市）、县三级督察体系，由党委副书记任总督察，纪委、人大、政协主要负责同志担任副总督察，加强河长制的督察推进和专项纪律检查。

　　陈雷表示，全面推行河长制是一项重大制度创新。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把全面推行河长制作为重大任务，主要负责同志亲自协调、推动落实。下一步要督促指导地方相关部门结合当地实际，按照“一河一策”要求，将有关任务细化实化、落实到位。同时，尊重基层首创，鼓励地方在落实《意见》精神的基础上，因地制宜探索创新河湖管理保护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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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的“河长”

　　现代河长制一般认为是从2007年开始的。2007年5月、6月，太湖蓝藻大面积暴发。为应对这次饮水危机，无锡市明确将河流断面水质的监测结果，纳入党政主要负责人政绩考核，首创了现代河长制。

　　其实，“河长”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上古传说人物鲧。据《史记·夏本纪》记载：“当帝尧之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尧求能治水者，群臣四岳皆曰鲧可。”鲧是治水能人，他竭尽全力，勤劳敬业，连续在艰难困苦中度过了9年的治水岁月。鲧是上古时期部族领袖尧选拔任命的第一个治水河长，虽治水失败，但是其治水精神一直为人民所追念。

　　中华第二位河长是鲧的继任者禹，“舜举鲧子禹，而使续鲧之业”。禹从鲧治水的失败中汲取教训，改“堵”为“疏”。禹为了治理洪水，置个人利益于不顾，“三过家门而不入”，历经13年，终于完成了治水大业。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多设“司空”管理水利。晋、宋、齐、后魏、北齐则有“水部郎中”一职。到了隋代，工部诞生，主管水利工程。

　　元代时，每年二三百万石粮食从南方途经通惠河运到大都，元世祖忽必烈为保证粮食安全，在沿线布置了大量岗哨作为河道巡视员，还派了丞相完泽担任运粮项目的“总河长”。

　　清代时，黑河流域实行了河长制。1723年，定西将军年羹尧率军赴今天的甘肃、内蒙古和青海平叛。为了保黑河（又称弱水）下游阿拉善王的领地额济纳旗居民和大军的用水，年羹尧对黑河流域实行了“下管一级”的政策。所谓“下管一级”，即上中游的张掖县令为七品，中游的酒泉县令为六品，下游的额济纳旗县令为五品。下游的县令品级最高，有权到上游督察河道情况，该县令实际就是河长，从而保证水量很小的黑河水可以到达下游额济纳旗。

　　除了官方设立的河长外，在民间还有神话传说中的河伯，即水神。《抱朴子·释鬼篇》中说，河伯奉天帝之命管理河川，因此，在民间，河伯也被视为“河长”。

　　（潘旭涛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