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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学代际的角度来看，生于1970年代的这批写作者，无疑是当下文坛最具代表性、最活跃、也最具实力的中坚力量。在他们之前，当年叱咤风云的“60后”作家们如今已然被充分经典化了，甚至慢慢走进了教科书，比如余华、格非、苏童等人，他们在文学潮流中崛起，通过文学教学、文学批评、学术研究以及文学评奖等综合机制的作用，尤其是茅盾文学奖的“加冕”，其经典化的态势十分清晰。然而，在纯文学的体制之内，“70后”作家虽还未随他们的前辈一道步入经典的行列，但他们的创作活力却正在积极彰显，而其可能性的塑造甚至更加值得期待。
极为清晰的辨识度
相对于年轻的“80后”作家们尚显稚嫩的叙事摸索，“70后”作者大多形成了自己鲜明的叙事风格，其作品具有极为清晰的“辨识度”，这也就是罗兰·巴尔特所说的风格的意义。在巴尔特看来，风格是一种“文学惯习的私人性的部分”，显示在小说中则是，“一种隐秘的，本能的装饰性的声音”。比如张楚、徐则臣等人，都善于从世俗的故事中挖掘人物内心精神层面的东西，并牢牢守护这种精神的背景。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张楚的小说一度让人想起契诃夫。而徐则臣的花街、京漂等故事早已深入人心。在《西夏》《夜歌》《如果大雪封门》等中短篇故事中，普通人身上暗藏的痛感与诗意，都显示出独到的功力，而长篇小说《耶路撒冷》所抵达的艺术高度更是广受赞誉。
“70后”一代写作者中，相当多的人都是从先锋小说的阅读中汲取写作灵感的。比如弋舟就曾被人认为是一位先锋小说家，但他的小说却是不折不扣的城市文学，他更多探讨这个时代城市人的精神疾病。他讨论人性的深邃，刻骨的孤独，以及毫无来由的抑郁和同样没有原因的极端情感。某种程度上看，他的小说其实是与幽暗深邃的实在界打交道的。在他笔下，人性的真相像深渊一般让人不寒而栗。《所有路的尽头》写出了人物内心的创伤，怯懦与卑微，以及“一个人一无所有的孤独”，弥漫其间的是历史的沧桑感，毫无缘由的宿命感，以及无因的病态和神秘气息。同样深受先锋小说影响的还有李浩，但他的小说却显示出与弋舟截然不同的气质。这位喜欢琢磨小说与魔法关系的河北作家，经常自诩为魔法师或炼金术师。他操持着手里的语言，安然而自得其乐地做着虚构世界里的国王。其小说的先锋性一目了然，那些语言的伎俩，翻译体的文风，可以看出从卡夫卡到昆德拉，再到卡尔维诺一脉作家的影响。在李浩那里，讲什么并不是最重要的，怎么讲才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因而，他的小说，即便如长篇《镜子里的父亲》，也不是通过故事情节来推动叙事，而是某种意义上的絮叨，自我的辩驳，以及更为复杂的形式追求，来组织和填充小说的内部。在他的小说里，我们可以真切地看到他与想象的读者较量，以及和自己的影子殊死搏斗的痕迹。
向传统致敬
在许多“70后”作家那里，古典的气息往往是一种突出的标识，这也显示出他们向传统致敬的姿态。东君的小说，老旧而古典，有一种老庄文化的味道，总体呈现一派冲淡、平和、典雅的气韵，颇具废名、汪曾祺一路的风格。他的《如果下雨天你骑马去拜客》《某年某月某先生》等作品多具微妙的讽刺感，又有些故事新编的味道。他的小说总是突破人们惯常的期待，善于在情节的微妙推进中故意制造一种动荡不安的氛围，平静中暗藏波澜，旁逸斜出之中却有内在的秩序，以及刻意制造的恍惚之感，以此显出他对小说的独特理解。同样是走古典一路的计文君、付秀莹等人，则试图以《红楼梦》式的古典笔墨赋予当下日常生活以独特意味。尤其是付秀莹，她的《陌上》足以令人惊艳。有人戏言其“以《红楼梦》的方式写新农村”。“《红楼梦》的方式”不假，那笔法，那腔调，那“细节的洪流”，以及在家长里短、鸡零狗碎的人情世故中见出人性的微妙凶险与复杂难言。然而小说里，芳村这个“乡村版大观园”，却全无新农村的和谐与生机，传统乡村的淳朴美德也早已消失殆尽。小说意境的辽远、苍茫以及升腾的诗性背后，所有的故事都暗藏凶险与心机，一派优雅和谐的内里却是千疮百孔，一切都是以金钱和权力为核心的利益社会。那些混乱的性关系，以及围绕性关系展开的勾引、讨好与欺凌，也都是赤裸裸的利益诉求。小说中的大全，是个西门庆式的人物，他最喜好的“一个是钱，一个是娘们”，而陌上花开的女性群像则无不匍匐在金钱权势的脚下，他们的情感与歌哭因此更加令人心酸。而更重要的是，整个乡村的道德、人际与精神世界被侵蚀的现实，也都集中到了这个乡村权势人物身上。小说正是运用这种破碎的整体性写出了乡村衰败的精神现实。
更注重对日常经验的描摹
就整体而言，“70后”的写作者更加注重对于日常经验的描摹和刻画，在这种生活本身的呈现中显示自己独特的风格。田耳的小说充满着一种野蛮生长的活力，质朴的烟火气息和顽劣的恶作剧感。《天体悬浮》描摹了一派非常世俗的烂泥一样的人生。看得出来，田耳对世俗的生活有一种天然的热爱，而非我们惯常所看到的厌倦，但在这背后也不乏一种一重一重推导出来的精神力量。这一点与路内是如此相似，这或许也是后者的长篇小说《慈悲》广受赞誉的原因。
同样是书写日常生活，在鲁敏和乔叶之外，另一位“70后”女作家阿袁近年来的创作亦值得重视。她的小说讲述校园故事，高校老师的日常生活，所谓“新儒林故事”，显示出独树一帜的风貌。《顾博士的婚姻经济学》通过顾博士三次恋爱和一次未遂的出轨，刻画他的恋爱和婚姻生活，一方面是讽刺这个小气的男人，另一方面也是调侃那帮知识分子，他们太精明太算计，连出个轨都那么不痛快。这也就是他们婚姻生活的本质：婚姻无关情感，而是一种理性经济人基于利害关系的明智选择。而《子在川上》则体现出一种时代的悲剧感。苏教授是一个魏晋风度式的人物，尽管小说也在讽刺人性的弱点，但叙事者的褒贬却异常鲜明。小说看似无所用心，却有自己忠诚守护的价值。这是小说家在呈现这个世界与自我表达之间最为可贵的地方。
石一枫的文字中永远有一种玩世不恭的“痞劲”，但骨子里却饱含着执著的理想主义情怀。这是一个老于世故又无比天真的作者，他用执著的理想主义，追问这个时代的道德状况。他的《地球之眼》让人惊叹的地方在于，重新把道德的问题摆到台面上讨论。如何保有我们这个时代的“最低限度的道德”，这是一个时代问题。我们知道，面对道德难题，当下的小说更多是以一种犬儒主义的方式来处理，人物总是会面对道德压力，但他们总有不得已而为之的理由，以赢得我们的谅解，因此道德失序的罪魁总是会被转嫁给社会。然而，我们自身其实也沾染了一些平庸者之恶的东西，以至于看到故事里安小男这个不合时宜的人物时，多少有些无所适从。
总之，已不再年轻的“70后”作家们，已然摆脱了这个称谓刚被命名时所赋予的欲望化和身体写作的“非主流”标签，而更加沉稳地显示出写作的丰富面相。在此之中，鲜明的风格特征所构成的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写作素质，亦使他们顺理成章地成为值得期待的未来文坛中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