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不是生活的装饰（美在生活）

　　“美是生活”不是个新话题，但今天提，却有新的意义。生活不只是美的源泉，其本身也可以是美的。比如建筑工地女工下班后拍几张写真晒到网上，或在休闲日携夫带子走进剧院。这当然是好事情，可在休闲之外呢？

　　美何以成为生活的装饰

　　无论中西，早期美和生活是浑融一体的，美渗透在生活的肌理当中。柏拉图将美看作“无始无终、不生不灭”的永恒实体固然有问题，但他毕竟还承认，任何生活对象，无论是一块石头，一块木头，一个动作抑或一门学问，都还可以是美的。《论语》讲“孔颜乐处”，说孔子吃着粗茶淡饭，曲臂为枕，“乐亦在其中矣”；又说颜回简食居陋“也不改其乐”；美虽说最终落在心灵淬炼的道德境界，却仍可以渗透在人生的体貌实相当中。后来却不一样了。劳动一旦有所盈余，美之谐趣必有专攻。古希腊奴隶艺术与自由艺术的别类，孟子劳心与劳力的职能分工，已初显美和生活的裂痕。

　　审美失其生活本真、成为装饰，更重要的原因出在观念上。在这种观念中，生活被分割成两个不相通融甚至对立的部分，一个是不得已的劳作，一个是自由的休闲。按以往的理解，美的生活只能出自后者，要有闲暇，要“坐忘”一切事功牵绊，才有艺术，才有美，此即为自律美学的滋生温床。自律美学把生活中的劳作视为美之大敌、自由的枷锁，只有逃离它，打破它，超越它，摆落一切奔竞之心，才有诞生美的希望。美与生活由此陌路。

　　离开生存的美是种乌托邦

　　遗憾的是，没有任何人能逃得开劳作。就如同周末踏青归来的人们，周一还得归返自己的工作。马克思说物质生产是生活的基础，鲁迅也讲人不能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大地。人要生存，就离不开劳作，这是生活最基本的层面；同时还要活得好，这是生存的意义或价值层面。两个层面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生活。若只是活着，动物也做得到，且也一直在这样做；若只是讲意义价值，没了肉身的傍依，结果也只能是坊间游谈，是乌托邦。

　　自律美学恐怕就是这样一种乌托邦，它要的是超离肉身的精神飞翔，这不现实。维特根斯坦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完全肢解一个人，没有了鼻子、胳膊和耳朵后，留不下什么尊严与高贵。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得更明白，人不能只为活着而活着，不能“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由自在”，那是异化；人若不想让自己的劳动异化，就得“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就得给生存注入生存的意义与价值。

　　美是在功利中的超越

　　活得美好，本来就是生存欲念的一部分。这就好比职业球员踢球，赚钱是第一位，但出色的球员必然也会追求踢球本身的乐趣，没有这种乐趣，球恐怕也不会踢得那么好。生存本身产生美，说的也是这样的情形。例如古人制陶，他不是为了好看的装饰。造型的圆润是出于汲水的方便，饰带的盘绕或也仅是因为自然崇拜的目的。这反而令今天的一些装饰美多少有些买椟还珠的味道。总有人竭尽全力在古人的纹饰中爬梳抽象艺术的根据，实不知古人的抽象并不抽象，他们还没有闲情逸致玩耍“有意味的形式”，他们的美就在生存急务之中。自律美学想切割这种关联，事实上却很难切开。生活不是美的羁绊，而是美的生命线。

　　但并不是说自律美学一无是处，更不是贬损闲暇创造出的美的艺术。康定斯基的绘画，贝多芬的交响乐，江南水乡的风物人情等等，都很美，也是生活美很重要的一种形式，问题在于自律美学把美圈养在功利性的生存之外。但不可否认的是，除去这些，自律美学还集中讲美和艺术的超越性，这是它的贡献。

　　审美的超越性指的是一种精神的自由与凝注。叔本华说这是摆脱理性概念后全副精神的“浸沉”，是“人们自失于对象之中”；陆机说这是精神的“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庄子说这是“心斋”“坐忘”，是贯穿中国审美精神的天人合一。没有艺术家不追求这种境界，却很少有人承认它能为生存企及。

　　生存尽管是功利性的，却可以在劳作中体现美的自由与凝注。在功利中超越，本是生活美的题中之义。比如庄子记载的“庖丁解牛”，就可以从劳作美的方面来理解。解牛是庖丁的工作，他做得心无旁骛，很是专注，其间没有考虑收入，没有让理性思考束缚自己的手脚，他超脱了功利，在游刃有余的“莫不中音”中牛体“謋然已解”。想想庖丁解牛之时全神贯注的神态，解牛之后提刀而立、为之四顾的踌躇满志，这不是美又是什么？人在自己的劳作中肯定自己的力量，这既是在功利生存中的超越，也是丰厚的生活之美。今日提倡的工匠精神，本义无外乎如是。

　　当然，美和生活完全一体是很难的，甚至永远不能达成。指望人人都是庖丁，这不现实。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人为衣食温饱苦苦挣扎，为活着忧心忡忡；只要活着本身成为贪欲，永不餍足，二者的撕裂就永远存在。马克思说再美的风景也不是穷人的审美对象，讲的就是这种现实。但这不是悲观的理由，反而是希望的起点。生活的不完满固然是沮丧、失望的根源，但也是带来更大满足的条件。一旦这个条件成为生活的动力，人们就不会满足于美的装饰，而是在生存深处播下美的种子。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