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天送经”

　　天气43度，印度首都新德里通往阿格拉的高速路上，太阳炙烤下的景色乏善可陈。车窗外一台出租车驶过，窗户上有张贴纸，写着“Paytm Accepted Here（接受Paytm支付）”。这张贴纸，如今已然遍布印度大街小巷。

　　在外界对Paytm(印度最大的移动支付和商务平台）可能还有些陌生之际，这个印度本土的电子钱包，已经悄然间积累了超过2.2亿用户，跃升为全球第三大电子钱包。第一名、第二名分别是来自中国的支付宝和微信支付。

　　仅仅两年前，Paytm还只有3000万用户。巨大的变化，开始于2015年2月与一家中国公司的战略合作。

　　“开着飞机换引擎”

　　位于新德里郊区的诺伊达经济开发区，与印度北方邦大部分城市一样，拥挤而热闹。穿过汽车、三轮车、摩托车、自行车、行人和牛交织的道路，不起眼的街边一栋玻璃幕墙的房子，就是Paytm总部；街道斜对面，是其母公司One97。

　　科技公司的热火朝天劲，似乎在全世界都很类似。在挂有航天员大海报和励志话语的一楼大厅，坐满了前来应聘的求职者；两栋建筑，工位上都挤满了人；就连公司所有高管，也都是占了一个工位，没有独立办公室。

　　用中国互联网界流行的话说，这家公司准确戳中了印度的“痛点”。印度的基础金融服务非常稀缺，2016年印度有近13亿人口，却只有3亿多张银行借记卡、2300万张信用卡，9亿农村人口中平均每2.7万人有一家银行，每10万印度人只有18台ATM机……许多普通印度人，尤其是身在农村的，甚至从未进入过银行。

　　应运而生的Paytm，虽说占有极好的天时地利，却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技术上的薄弱。不知不觉间，与印度一山之隔的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移动支付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过去十几年间，以支付宝、微信为代表的电子钱包，将支付这一环节大大简化。如今在中国的大城市，一个人几乎完全可以不带现金出门。这方面的技术能力，中国早已领先全世界。比如，支付宝的支付笔数峰值可达12万笔/秒，而知名的Visa公司支付峰值仅为1.4万笔/秒；支付宝的平均资损率为百万分之一，而PayPal的资损率为万分之十七。

　　合作顺理成章。2015年，支付宝母公司蚂蚁金服与Paytm达成战略合作协议，蚂蚁金服派了100多位工程师前往印度，用了整整两年的时间，与那些打扮各异、信仰各异的印度程序员一道，将Paytm的支付技术平台和风控系统重新搭建了一遍。

　　“开着飞机换引擎！”Paytm公司上下对蚂蚁金服帮助完成的这个过程赞叹不已。彼时Paytm的技术能力的确堪忧，回忆起来，蚂蚁金服印度负责人陈彦依然对Paytm的风险控制系统心有余悸。那时，Paytm团队的风险控制只有十几条规则，基本依赖线下人工。一年半后，Paytm系统从百万级的处理能力，发展成可以承载亿级处理能力的架构，风险率也降到了万分之一。

　　“堪比西天取经”

　　大约1400年前，唐代高僧玄奘历经艰辛，到达印度求取真经，后以其为原型创作的《西游记》在中国家喻户晓。

　　“堪比西天取经。”在谈到支付宝与Paytm的合作时，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金融学兼职教授、中欧普惠金融中心主任王君告诉记者，这个过程中更多看到的是印度频繁向中国学习。“这种积极主动、能为当地提供可借鉴经验的合作模式，代表了未来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努力方向。”

　　来自中国的技术支持，已经在印度的社会发展中起到了积极作用。

　　2016年11月，印度总理莫迪宣布废止500卢比和1000卢比大额纸钞，力推印度无现金社会历程。尽管无现金运动浪潮已经席卷全球，但在金融普遍欠发达的基本面下，印度社会对现金的依赖程度非常高。废钞后，印度几乎每个银行前面都排起了延绵数公里的长队。

　　机遇不期而至。废钞第二天，莫迪就和Paytm一同出现在印度各大主流媒体的头版头条。事实也证明，Paytm有效缓解了废钞带来的冲击，其用户数从5000万暴增至现在的2.2亿，线下商户接入数月增长在10%以上，目前Paytm接入的线下商家已达600万，是印度所有银行pos机总数的五倍。

　　“从11月8日之后，到我这用手机支付的顾客飙涨，已经有40%的人不用现金，其中至少一半是用Paytm的。”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诺伊达开发区一家杂货店的店主高瑞夫·萨普拉这样说道，他的店收入很不错，每天可入2万多卢比。在他的收银台上，摆着一个顾客可以扫描支付的二维码。

　　这个二维码跟中国支付宝用户所熟悉的几乎一模一样。看似简单，其实也是来自中国的创新。“今天，二维码在印度已经相当普及了，但此前从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把二维码运用到这个程度。我们的二维码用了支付宝技术，跟其他公司的就不一样。”Paytm首席技术官阿密特·辛哈告诉记者。

　　“去硅谷讲课，来中国学习”

　　在杭州见到Paytm创始人维杰·夏尔马时，已是晚上十点半。这位身材有些微胖、脸色黝黑的印度科技巨头，刚从美国飞到上海，便连夜冒着大雨赶往杭州。执掌着一家在全球声望日隆的公司，他的行程安排得极为精准，没有休整的时间。尽管几乎每几月都会到杭州一趟，他依然非常兴奋。

　　“我去硅谷是讲课，来中国是学习的。”维杰·夏尔马告诉记者。“很多年前，大家都会说中国的创业者或互联网人在学习硅谷经验，今天这个现象已经彻底改变。每个月、每周、每天，中国这个国家都因技术的改变而进步，移动互联网改变了中国社会。能经历这些，我感到非常的荣幸。”

　　像维杰·夏尔马这样，每隔一段时间就来中国杭州学习的人有很多。蚂蚁金服除了派工程师出去，还会邀请合作伙伴的工程师来上课，并为此成立了“蚂蚁技术大学”，为合作伙伴因地制宜制定课程。至于上课准备，倒也非常简单，为每位工程师办一张银行卡，注册个支付宝，让他们自己出去体验，各国工程师们往往赞叹不已。

　　更为重要的是，前来学习的各国工程师都需要考试来获得认证，就像过去微软认证工程师那样。最终结业后的工程师，使用的都是中国的技术标准，中国技术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在这个过程中得以树立，推动着中国在全球移动支付领域形成产业标准和行业规范。

　　“蚂蚁金服并不是要给我们一个解决方案，而是借助已有的经验，帮助我们建立自己的解决方案。”印度最重要的民间智库之一Gateway House高级研究员阿迪蒂亚·法塔克刚好去年来过中国。他告诉记者，那次参观最直观的印象是，包括蚂蚁金服在内的中国公司，目前技术都是自己的，而非依赖其他国家。

　　“弯道超车的机会”

　　“我们不需要产业引导，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都来印度站稳了脚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中国驻孟买总领事郑曦原直言，OPPO手机、VIVO手机、蚂蚁金服等公司到印度后，一群中国的80后、90后青年在这里拿出了亮眼的成绩。“这是中国经济富有活力的直接表现！”

　　与中国人口体量接近的印度，为高新技术走出去提供了完美的试验田。有了在印度的经验，在印技术人员一路下降，模式逐渐变成了标准，这种高新技术输出的“中国方案”有了大规模复制的条件。

　　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支付宝提供的方案，已经开始了在许多国家的复制。

　　2016年11月，蚂蚁金服与泰国支付企业Ascend Money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将蚂蚁的普惠金融模式复制到泰国；2017年2月，蚂蚁金服注资菲律宾最大数字金融公司Mynt，该公司旗下拥有菲律宾最大电子钱包GCash，目前用户已超300万；2017年4月12日，蚂蚁和印尼Emtek集团宣布成立一家合资公司，开发移动支付产品，拥有2.6亿人口的印尼，是2016年全球互联网用户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

　　“中国已然领先世界的移动支付技术，给这些金融欠发达的国家提供了弯道超车的机会。”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表示。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召开前夕，我国首份《“一带一路”倡议的金融支持》发布。李扬认为，互联网的创新，助力当地人有机会跨越银行卡时代，直接进入移动支付时代，推动无现金社会和脱贫大业，为“一带一路”倡议带来全新的互联网视角和内容。

　　曾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两大机构工作长达20多年的王君，曾亲眼目睹中国如何向先进国家学习。“我非常欣慰地看到，我们开始从净引进国家，转为向外输出技术、管理和先进理念，这是一个重大的、里程碑式的事件，是重要的拐点。我们的探索在如此短时间内就取得了这样的效果，非常难能可贵。”王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