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州的光响(丝路回响（三）)

　　一

　　公元301年的一个清晨，正在经受“八王之乱”的西晋帝都洛阳，在一片血色的朝霞里，悄然打开了城门。一队车仗从城门里缓缓而出，悄然西行。坐在车上的张轨面色沉重，对身后渐行渐远的洛阳，他甚至没有任何的回望，城内弥漫的腥风血雨早已让他心生厌倦。而将前往的那个地方，却一直在勾起他无尽的思绪。张轨此行的目的地，在遥远的河西走廊，叫凉州。

　　此时的张轨，刚刚接受了朝廷的任命，出任凉州刺史。但他并没有想到，这次出行赴任，会开启一段历史，一段与凉州密切相关的历史，即“五凉”时期。

　　史书记载，张轨“好学明经”。满腹经纶的他，一路上都在翻检着记忆，连缀着关于凉州的点点滴滴。有汉一代，凉州曾叫武威。《汉书·地理志》记载：“武威郡，故匈奴休屠王地。”占据这里的匈奴，以此为基地，连续发起对汉帝国的进攻。汉武帝时，霍去病、李广、张骞等一班名将两次杀赴河西，与匈奴兵展开激战，并给予匈奴毁灭性的打击。两场战役，促成了匈奴阵营的分化。浑邪王杀了休屠王之后，率十万部众投降汉朝。汉帝国在河西地区分设了酒泉、张掖、武威、敦煌四郡，正式将其纳入版图。之后岁月，作为重镇的凉州，见证了张骞开通的丝绸之路的繁盛。那个时候，商旅使节频繁穿行于凉州的街衢之中，相望于道，络绎不绝，丝绸、金币、香料及各种奇珍异宝在这里比对、竞价和交易，仿佛整个世界都不再遥远。

　　作为饱读诗书的张轨，不仅喟叹这些昔日的荣光，让他更感到兴奋的是，在归属汉帝国后，战争的硝烟与金戈铁马的呜响还不曾远去，凉州便张开双臂，袒露心胸地接纳并普及了儒家文化，同时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教学研习的体系。凉州以最快的速度、最豪放与健朗的心胸接纳了以儒学为正统的文化体系，以最快的速度让它在凉州这片土地上稳稳地扎下了根脉，而且迅速地繁衍了起来。匈奴故地的凉州，此时已经实现了华丽的蜕变。

　　想到这一切，张轨心觉宽慰，他约略感到，即将接近的凉州，或许因为这样的蜕变，为他今后的治理和经略，提供一个雄厚的基础。

　　张轨的想法，在后来的岁月里变成了现实。

　　初来乍到的张轨在凉州施展了他的抱负与才能。他先是平定了境内的动乱和纷扰，接着又实施“课农桑，拔贤才”以及兴文教的政策，一时间，聚集在敦煌的各类人才齐聚凉州刺史府中。在他的治理与经略下，凉州成为了孤悬西陲的一方安定富足的乐土。这一点，在以后的岁月里，显得尤为重要。

　　时光流逝，悄然已是十年。这时，他曾经生活的洛阳还未及抚平“八王之乱”带来的创痛，“永嘉之乱”又接踵而至。不仅是洛阳，整个的中原，完全浸泡在了凄风哀号之中。中原的变乱，让那里的人们急切地寻找一个可以躲避战乱、安身立命的地方。于是，凉州，出现在他们的视野里。那时，有一句民谣，“望中原，血没腕，唯有凉州倚柱观。”既然是一方乐土，那就自然有着强大的感召力和吸引力。史书记载：“中州避乱来者日月相继”，一时间，凉州人口大增，但更重要的是，中原人士的汇聚，为凉州的文化与学术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凉州开始成为中华文明得以延续、得以保存的一个文化重镇，或者说，形成了一个文化的中心。正是因为如此，凉州的感召力和影响力一下子空前绝后，让天下人有了“避乱之土唯凉州”的感慨。

　　“永嘉之乱”后，西晋王朝“衣冠南渡”，偏安江南，凉州孤悬西陲，进入了“五凉”时期。此时的凉州，在历史的空间里大放异彩，音响铿锵，中华文化的根脉不仅在此得以根植，而且大有乔木参天之势，这其中，经史之学的兴盛最为引人注目。辉映历史的五凉文化的建构，自此开始。

　　史学大师陈寅恪说：“盖张轨领凉州之后，河西秩序安定，经济丰饶，既为人士避难之地，复是流民迁徙之区，百余年间纷争扰攘固所不免，但较之河北、山东屡经大乱者，略胜一筹。故托命河西之士庶犹可以苏喘息长子孙，而世族学者自得保身传代以延其家业也。又张轨、李暠皆汉族世家，其本身即以经学文艺著称，故能设学校奖儒业，如敦煌之刘昞即注魏刘劭《人物志》者，魏晋间才性同异之学说尚得保存于此一隅，遂以流传至今，斯其一例也。若其他割据之雄，段业则事功不成而文采特著，吕氏、秃发、沮渠之徒俱非汉族，不好读书，然能欣赏汉化，擢取汉人，故河西区域受制于胡戎，而文化学术亦不因以沦替，宗敞之见赏于姚兴，斯又其一例也。”这样的见解与总结，难以超越。陈寅恪先生用失明的双眼看到了五凉对整个中华文化接续流衍的巨大作用和地位，为我们描摹出了一幅后世再也不曾出现过的凉州文化盛况。

　　的确是盛况。从张轨的前凉开始，后来虽历经氐人吕光的后凉、鲜卑人秃发乌孤的南凉，李暠的西凉以及匈奴人沮渠蒙逊的北凉，100多年间的凉州大地，一直是文脉浩荡，文风鼎盛。一方面，一些家学渊源深厚的中原人士迁居这里，如陈留江氏，在此延续六代，出现了江琼、江式这样的大人物；再如京兆杜氏，此家族在中国经学史上被称为“春秋有五，而独擅其一”，这一支起自西晋名臣杜预，其子杜耽携家来到河西，为张轨所用，至杜骥，历三代，使得杜氏《春秋》学再次得以延续和传承。此外们还有河内常氏，其代表人物为常爽。等等，不一而足。

　　如果没有凉州这块乐土，这些经学世家的学问就可能在战乱中被淹没或阻断。凉州，不仅保留的是一个个家学传承的香火，更为中华文化保留了一颗颗读书治学的种子。这一现象，多少有点像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西北联大等一批高校，南渡西迁，虽历经磨难，却为中国留下了一大批“读书的种子”。

　　凉州的意义，可谓大矣。

　　外地经学世家迁来的同时，河西地区本土的学者也开始成长起来。特别是一批曾经散落在民间或隐遁山林的士人名流，开始遵从“有教无类”的圣人遗训，致力于教育学术的平民化，使得整个河西书风劲吹，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观。这其中酒泉人祈嘉、敦煌人郭瑀、刘昞、宋繇、索敞、张湛、宋纤，金城人宗钦、武威人段承根等，堪称河西学者中的翘楚。

　　公元437年，北魏已经强大，魏太武帝拓跋焘基本统一了北方，陷入衰落的五凉最后一个政权北凉的统治者沮渠牧犍不得不向其称臣，为自保，他又开始联络江南的刘宋王朝，送去的礼物，就是一批河西学者保存的典籍和著述，共19部150卷。可谓洋洋大观。这说明，在中原板荡、东晋偏安之际，凉州不仅成为士子、学者的避难所，更成为了一个建树丰硕的学术中心。

　　不能轻视和慢待的五凉，,是一段中华文化传承史上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没有它，没有这100多年的时光，许多事情无法猜度和想象。

　　在五凉文化的繁盛期，政府兴办的官学与规模浩大的私学相辅相成，特别是一些鸿儒名士开坛课徒，且有些人的门生多达数千人，无疑是一个令人震撼的景观。

　　如此繁琐地讲述五凉文化的意义，其落脚点在于引起一个话题，那就是文化交流。交流从来都是平等的，包容的，互鉴的，融汇的。这一切，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自身文化的强健。人们常说，丝绸之路的意义在于实现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并在这种交流中，配合以本土文化的改造，不断生成、创造、改造着不同的文化，最终，使中华文明的内容得以大大地丰富。五凉文化，丰腴了凉州的身躯，拓展了凉州的心胸，使凉州具有了强大的包容、吸附和创造的能力。它，可以面对沿着古老丝绸之路奔涌而来的异质文化了。

　　二

　　“永嘉之乱”阻断了丝绸之路。这使得许多曾经在这条绵延万里、横亘中西的道路上从事经贸活动的商旅，一下子陷入了困境，这其中，犹以粟特商人为最。在丝绸之路的历史上，粟特人一直以长于经商闻名于欧亚大陆。他们原是生活在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也就是今天的撒尔马罕一带的古老民族。从东汉开始，以商团的形式往来活跃在丝绸之路上。根据经商的需要，他们在许多丝路重镇上建立了自己的据点，这自然也包括古老的凉州。

　　公元313年，一个叫纳尼达尔的粟特商团首领写下了一封信，他在信札中提及了他们聚居的地方，即敦煌、肃州（酒泉）、姑藏（武威）、金城。但他更想通过信札传递的是他的商团面临的凶险——战争、死亡和商路的阻断。这些讯息，他觉得需要告诉远在撒尔马罕的家人和商团的出资人——撒尔马罕王子。处在绝望中的纳尼达尔特地提到了自己的儿子，希望他在长大成人以后，娶一位妻子，但再也不要离开自己的故乡。然而，这几封信并没有寄达他的家乡，而是被掩埋在了距离凉州800多公里以外的敦煌沙漠之中，直到1907年被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发现。

　　战乱，无情地阻隔了原先繁盛无比的丝绸之路，也阻断了精明的粟特人对于财富的梦想。商贸活动在丝绸之路上似乎陷于停顿，但文化的交流却不曾终止。就在粟特商队再也无法穿梭、逡巡的时刻，另一支队伍却浩荡启程。

　　公元385年，西域高僧鸠摩罗什跟着吕光的队伍从龟兹启程东行。这支队伍极其庞大，七万军士，五千铁骑，再加上用来驮载“珍宝奇玩”的2万峰骆驼以及万余匹骏马，浩浩荡荡，足以卷起漫天的沙尘。这支队伍中，最为显眼的无疑是被军士包裹其间的鸠摩罗什。几年前，前秦首领苻坚为了争夺佛学大师道安，发动了一场战争，抢到道安后，没想到道安却向他推荐了远在龟兹的鸠摩罗什。于是，苻坚给吕光下达了这样的任务：带兵前往西域，把鸠摩罗什带到长安。一场千里征战，缘他而起。

　　浩荡的队伍一路前行，鸠摩罗什双目紧闭，默诵佛经。但他此时并不知道，他的落脚点会在遥远的河西走廊上的一个重镇——凉州。这个事件曾引起余秋雨的惊呼：“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令人惊愕的情景：在我们西北方向辽阔的土地上，在那个年代，一次次的烽火，竟然都是为了争夺某一个佛教学者而燃起！这种情景不管在中国文化史上还是世界文化史上，都绝无仅有。由此可见，这片土地虽然荒凉，却出现了一种非常饱满的宗教生态，出现了一种以宗教为目的、以军事为先导的文化交流。……包括鸠摩罗什等等这样的伟大行者，以最壮观的生命形式为中华大地引进了一种珍贵的精神文化。结果，佛教首先不是在学理上，而是在惊人的生命形式上契入了中华文化。”

　　鸠摩罗什到达凉州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向吕光下达命令的苻坚因为淝水之战的失败而为姚苌所害，于是吕光停住了前行的脚步，他与鸠摩罗什一道，留在了凉州。这一留，就是17年。鸠摩罗什祖籍天竺，生于龟兹，7岁出家，后到罽（jì）宾，也就是卡菲里斯坦至喀布尔河中下游之间的河谷平原学习佛经，成年后，已成为享誉西域的佛学大师。尽管并不笃信佛教，但吕光知道鸠摩罗什的价值，为了争夺他，吕光不惜与前秦开战。鸠摩罗什到凉州前，五凉治下的地域里，曾经活跃过一大批佛经翻译家，比如竺法护、竺佛念、宝云等。同时，从中原去西域求经的僧人也大都在凉州停留。那个时候，繁盛的经史之学与佛教文化的输入，同时存在于凉州大地上，佛经的吟诵与琅琅的读书声合成了一组瑰丽的交响。鸠摩罗什正是在这样的土地上，默默地完成了一项重要的积累，通晓并熟练地掌握了汉语。吕光建立的后凉灭亡后，鸠摩罗什被后秦王姚兴迎请到了长安。在那里，他花了12年的时间大量翻译佛经。鸠摩罗什的译经几乎触及佛教浩繁经文的各个方面，他的译著，大部分成为中国佛教各宗派立宗的经典依据。“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名句就出自鸠摩罗什翻译的《心经》。这位西来的高僧调动了在凉州养成的积累，将源自印度的佛经，与汉语巧妙地结合，在义、音两方面，尽善尽美，炉火纯青，1600多年来没人去增减或改变一个字。中国佛教因鸠摩罗什面貌一新，他所创造的词汇，大大地丰富了我们今天汉语的构成，烦恼、苦海、未来、心田、爱河……这些最初由鸠摩罗什创造出来的汉语词汇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丰富着我们的精神世界。今天，矗立在凉州城的罗什寺塔，据说是鸠摩罗什的舌舍利塔，他圆寂前曾说，“我翻译的佛经不失原旨，我的舌头在焚身时不会焦烂”，这也是“三寸不烂之舌”的来历。鸠摩罗什圆寂后，他翻译的佛经传到凉州，在他的影响下，北凉时期翻译佛经的盛况在凉州得以延续。毕竟，凉州是鸠摩罗什最为重要的出发地。

　　但对于凉州而言，此时更重要的是石窟的开凿。

　　佛教的开窟造像，仍然源于一场战争。公元前327年，亚历山大入侵东方。他把古希腊雕塑人像的艺术同时带到了东方。在古印度的健陀罗地区，那里的人们开始用这种艺术方式，为佛教创始人释迦摩尼造像。由丝绸之路开启的东西方文化交流，也将这种艺术方式带到了中国，并在凉州做了一次停留。

　　公元401年，笃信佛教的沮渠蒙逊成了“五凉”最后一个政权北凉的统治者。这时，身背一套写在桦树皮上的古老佛经《涅槃经》的天竺高僧昙无谶来到了凉州。两人一见如故，沮渠蒙逊让昙无谶翻译这部佛经。也正在这时，另一位高僧昙曜也来到了凉州，他从昙无谶那里知道了禅修是学习佛法的最佳途径。禅修需要一个安静的地方，于是，沮渠蒙逊决定建造一座宏大的石窟。

　　任务落在了昙无谶和昙曜身上，他们选择了凉州城北的天梯山。在昙曜的带领下，工匠们经过艰苦卓绝的工作，为后人留下了一座被称为鼻祖的天梯山石窟。在五凉的100多年间，无论是佛寺的修建还是石窟的开凿，都呈现了一派令人叹为观止的气象。因为，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云游到敦煌三危山的乐樽和尚，也敲击开石壁，完成了在这里的第一个石窟的开凿。后来，这里开凿洞窟的叮当声一直持续了一千多年，并为后人留下了一个叫做莫高窟的圣地。那时的敦煌，正在五凉的治下。在五凉治下的疆域上，新疆龟兹、于阗等地的造像传统，带着鲜明的西域与印度色彩，最早开始融合汉地艺术，汲取新的元素，形成独具特色的石窟样式。考古学家宿白将这种样式定名为“凉州模式”。

　　在五凉政权宁静的土地上，有人说，“儒家文化与佛教文化如同两条汇聚的河流，开始了它们最初的彼此探索、琢磨、交融与激荡。”无论是儒学的传承，还是教育的兴盛，以及佛教的传入，这一切都关乎文化，都发生在五凉。

　　凉州的繁盛，在令人震撼的同时，还让人产生了垂涎之感。

　　北凉时期，崛起的拓跋鲜卑，从血缘的关联中得知了五凉的丰腴，毕竟，当年从他们那里分蘖出的秃发乌孤、秃发檀儒让拓跋鲜卑知道了五凉的分量。

　　伴随着拓跋鲜卑的崛起，特别是拓跋焘、拓跋珪、拓跋宏这些卓越帝王的横空出世，从大兴安岭深处一路走来的拓跋鲜卑，开始张开双臂，敞开胸怀，他们要用一种异质文化来取代自己原先的游牧文化，要用汉族文化来改造和重塑自己，于是他们迫切地需要汲取和补充，迫切地需要引进和更替。就这样，凉州进入了拓跋鲜卑的视野，由秃发乌孤开启的一条历史伏线，在这里被重新接续，并且产生了石破天惊的历史效应。

　　北魏灭北凉后，将凉州吏民3万余人迁往平城（今天的山西大同），这其中包含着一大批学术精英，如赵柔、索敞、阴仲达、江式、程骏、常爽等，除了老迈的刘昞等人外，几乎网络殆尽。另外，数千名僧侣、佛经翻译者以及参与开凿建造天梯山石窟的工匠也被一同迁往平城。

　　从凉州出发的队伍浩浩荡荡，他们带着中华文化的根脉，一步步地远离故土，又一步步地走进平城，文化的基因与种子，将要植入那片土地。从凉州出发的这支队伍，大大地丰富了平城的文化内涵，曾经保留、生长、繁育在凉州一隅的儒家文化被移植到了平城。为了建立统治秩序，北魏政权迫切需要礼仪律令的制定和完善，这些熟悉汉代儒家礼仪律令之学的河西学者得到了北魏政权的礼遇和重用。他们大兴儒风，振兴礼乐，积极参与了北魏鲜卑政权的文化转型和政治改革。他们帮助拓跋鲜卑实现了彻底的汉化，实现了华丽的转身。

　　同样，佛教文化也跟随这支迁徙的队伍，接踵而至，在凉州高僧昙曜的主持下，云冈石窟开始建造。

　　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大幕在这样的背景下拉开了，从凉州汲取而来的那一股文化灵气汇合到拓跋鲜卑来自旷野的浩然气脉之中，于是，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形态在这里发生了改变。

　　陈寅恪先生说：“惟此偏隅之地，保存汉代中原之文化学术，经历东汉末、西晋之大乱及北朝扰攘之长期，能不失坠，卒得辗转灌输，加入隋唐统一之混合之文化，蔚然为独立之一源，继前启后，实吾国文化史之一大业。”

　　这是凉州人值得庆幸的一件大事。由于五凉文化的东渐，凉州学者、儒生乃至僧侣参与了一场浩大恢弘的历史壮剧，在拓跋鲜卑之后，中国文化中浸润了一股来自旷野的浩荡之气。这股气息中，有着源自凉州的光响。也正是凭依着这股气息，迎来了一个充满活力与开放气度的大唐。

　　三

　　当年带鸠摩罗什来到凉州的吕光，用两万峰骆驼驮来的不仅仅是珍宝，还有当时被称为“奇伎异戏”的乐舞。这些东西让吕光欣喜不已，他将它们留在自己的宫廷中，观赏把玩。魏武帝平灭凉州后，这些乐舞几经辗转，传入中原，被定名为“西凉乐”。而且在以后的岁月里，西凉乐“备受魏世共隋咸重之。”至唐代，西凉乐又为新兴的乐种——燕乐的产生充当了先导，同时，在西凉乐的基础上，派生出了“凉州大曲”。

　　五凉时期，与经史之学和佛教文化同步发展的还有乐舞文化。而此时的乐舞文化与西域乃至异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前凉时期，天竺遣使朝贡，进献中就有一支12人组成的乐队，箜篌、琵琶等乐器出现其中。这样的朝贡方式，不仅在天竺如此，其他一些西域小国亦是如此。同样的，前文所说的粟特人，本身就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他们的乐舞也随商团经商的步履，走进了中国。这些乐舞进入凉州后，经过进一步的加工改造最后定型，并以凉州为中转站，渐次传入中原。在苻坚的宫廷里，演奏最多的，就是来自凉州的乐曲。北魏时期，从凉州迁往平城的三万之众中，还包括乐手、歌姬和舞伎。再后来，这一切被隋帝国照单全收。

　　公元589年，隋朝结束了数百年的分裂局面，中国再度统一。15年后，隋炀帝杨广即位。雄心勃勃的他决定恢复阻绝已久的丝绸之路。于是，盛况空前的27国交易会在张掖的焉支山下举行。西域各国的使节和首领、商人和平民聚集在那里。而那里，正是西凉乐的故乡。盛会期间，在隋炀帝的安排和指令下，西凉乐故乡的艺术家们向来宾展示了自己的技艺。从那以后，丝绸之路再次畅通无阻，曾经活跃其上的粟特商团经过几百年的沉寂，再度活跃起来。

　　而此时和之后的凉州，西凉雅乐的声响一直袅娜不停，与“音乐之都”的长安遥相呼应。在唐代宫廷中，西凉乐仍处于显赫地位，彰显着一个泱泱大国的宏大气象。在凉州，留下的是“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听取满城歌舞曲，凉州声韵喜参差”“醉里卧听横吹曲，雄心一片在西凉”的诗句。

　　古老的丝绸之路，因为有了这样的吟唱、弹奏和曼舞，平添了无数浪漫的情调，使得漫漫旅程不再孤单和寂寥。

　　这一组由凉州儒家经史之学、佛教文化、乐舞文化组成的光芒与交响，照亮了历史的空间，响彻在历史的空间。这来自凉州的光响，如今依稀可见，依稀可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