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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年末，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举行了一次良渚与石峁的论坛。这场论坛通过网络直播，让良渚与石峁这两个重要的遗址进一步走向大众。良渚是史前江南文明的代表，石峁是史前塞北的代表，两者的“对擂”让人们大开眼界。距今4300到3800年的石峁遗址，虽然比良渚“年轻”将近千年，但并非是关公战秦琼，两者依然存在着文化上的交流。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赵辉认为，在有关中国文明形成过程的宏观思考中，来自北方的作用始终受到忽视，但石峁遗址的综合研究已然在相当程度上颠覆了传统认识，极大丰富了文明形成过程的细节。
石峁遗址位于陕西省神木县高家堡镇，地处黄土高原北部的黄河西岸、毛乌素沙漠东南缘。2011年开始，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相关单位对石峁遗址开展了系统考古调查和有重点的考古发掘，发现了由“皇城台”、内城和外城构成的城址以及贵族墓葬区、祭坛等遗迹。碳十四系列测年确认，石峁城址兴盛年代不晚于公元前2300年，废弃于公元前1800年左右。人们把这座规模大于良渚与陶寺、面积约400万平方米以上的龙山晚期到夏早期的城址称之为“石头上的王国”。
石峁遗址中的“皇城台”为高等级建筑的核心分布区，周边以护坡石墙包裹，台顶分布有成组的宫殿建筑基址，北侧有池苑遗址。它的功能相当于后世城址中的“宫城”，既有贵族居住区，也有宫庙基址、祭祀等礼仪性建筑，布局井然有序，建筑宏伟壮丽。内城将“皇城台”包围其中，城墙依山势大致呈东北—西南向分布；外城是利用内城东南部墙体向东南方向扩建的一道弧形石墙形成的封闭空间。内外城墙长度约10公里，宽度亦在两米五以上。这些石砌的城墙所需的石料量是惊人的，必须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来完成，甚至还需要其他聚落的人力来支持。这显示出当时统治者具备了集约人口、聚敛资源的超强管控能力。
当然这座城又不仅仅是为了防御。外城的东门址是目前保存完好的最早的城门遗迹，也是石峁城址的制高点，它包含内外两重的瓮城。正是在这里，出土了玉铲、玉钺、玉璜、牙璋、陶器和石雕头像等非常典型的文物。这些文物的出土或可说明，当时的祭祀或占卜也是社会生活的重要部分。早在上世纪70年代，石峁数量众多的玉器就已经引起海内外的关注，而考古工作者的发掘进一步确认了这些玉器埋葬的背景。石峁玉器中可以看到玉琮等典型的良渚玉器，说明良渚玉器曾经输入到石峁，只不过有一些良渚玉器也许因为不合当地的传统，被改制成别的玉器。
石峁的考古工作一直在持续进行中。2015年，考古工作者在皇城台的底部，有一条用石头砌出的通向内城和外城东门的主干道。在进入皇城台之前，发现了多重结构的瓮城，旁边还有大墩台和广场。尤为重要的是，在已发掘的皇城台二、三级石墙墙体内，有横向插入用于支撑的纴木，纴木下面还用石板支护。这和宋《营造法式》记载的“筑城时，城每高五尺，横用纴木一排”的记载相吻合，但过去一般认为在汉代才开始使用这种技术。
在皇城台发现的三件铜器、四件制作铜器的石范和玉器，更令人惊喜。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所长梅建军是冶金史专家，他对铜刀、铜、铜镞等铜器和铸铜的石范评价极高，认为这是揭示中国北方早期铜器的形制和技术特征的重要实物资料，更为探索早期冶金术在中国的传播路线提供了关键证据。而瓮城外玉钺的再次出土，又一次证实了之前所出玉器的独特埋藏风格。
人们注意到，第三次文物普查显示榆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达到4400多处，既有面积不足1万平米的小型遗址，也有50万平米以上的大型聚落，而石峁这样的超大型聚落仅此一处。在它四周散布的中小型聚落如众星拱月，提示人们这一地区聚落的整合与变迁经历了相当漫长的过程。
石峁遗址并非横空出世，也不是孤立存在。通过在周边的秃尾河流域、寨峁梁等遗址进行发掘，再结合上个世纪80年代在内蒙古大青山南麓和晋中地区的相关考古发现以及10多年前在陕北地区进行的考古调查，学术界已经基本梳理清楚了河套地区史前文化从萌芽到繁荣的过程。由此，这一地区在中国史前文化多元格局中的独特地位也越来越得到彰显。
随着中原文化的兴起，良渚遗址、陶寺遗址、石峁遗址都衰落了。从考古学面貌来看，石峁应该与陶寺遗址中晚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这既可从出土的陶鬲等典型器物上进行确认，也可通过大型墓葬中随葬品的摆放风格来追踪。不过，石峁人群的南下和陶寺遗址的灭亡有着怎样的关联，一直是考古学家心中的谜团。
如果放到更为宽广的背景下看，龙山时代晚期的欧亚草原社会已经掌握了很多重要的技术，比如，牛、羊、马的畜养，小麦的栽种，铜器的制造，等等。这些文化要素均可能通过草原之路、青铜之路传播到中国，而石峁遗址所跨的时代正好是一个关键的文化传播时期。而且从地理位置上看，也位于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地带的中心位置，朝北更靠近欧亚草原地带，朝南离中国古代文明中心不远。从这个意义上讲，石峁也为研究龙山时代中西文化的交流提供了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