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我一直是提案大户。但对我而言,提案的数量并不重要,提案也不是应付之事,提什么,怎么提,才是我多年履职所着重思考的。
提案,不是空口开炮。如治病必须了解病情一样,任何提案的诞生都需要建立在深入的了解之上。因此,每年我都会在不断的走访和调研中去体察民情、了解民意并积极做好基层与中央沟通的桥梁。一直以来,我的提案主要围绕国家的大政方针以及社会长远利益展开,如上海世博会召开之前,我在上海接待访华的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代表团时,发现他们对在上海举行的世博会并不熟悉。这使我认识到上海世博会不仅是一次经济的盛会、科技的盛会,也是一次文化交流的盛会。这件事引发我对世博会的关注。经过将近一年的调研,在2010年的两会上,我围绕如何深化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意义、如何扩大上海世博会的影响力、重视上海世博会期间的非传统安全因素等问题,提交了4份与世博会相关的提案和4份发言。自此,我在媒体笔下有了“世博委员”的称号。
2016年至2017年,我围绕基层民众生活、精准扶贫实施情况、城市管理等问题进行了调研,广泛征求各阶层的关注点,最终征集到150多条建议。通过筛选,这次两会我带来了26份提案、24份发言,都与社会热点和社会治理等重大问题相关:有“一带一路”建设,有传统文化在青少年中的传承,有净化网络环境,有垃圾无害化处理,有知识产权保护,有城管执法……直至3月2日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开幕前夕,我还在对提案进行不断修改,意在为政府提出切实可行之策。例如由2016年广为人知的“罗一笑事件”催生的关于《营造和谐氛围,规范互联网慈善》提案,既指出了问题出现的主要根源,即商业利益泛滥,互联网慈善缺乏监管,募捐与个人求助的法律界限不明确等,又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进一步完善《慈善法》,让其更具适用性;制定微公益事业相关管理规定,加强监督监管;在慈善事业上,政府应与社会团体合作……
作为政协委员,履职根本还应是从人民利益与国家利益出发,谏善言、献良策。
(本报记者 吴艳丽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