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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艺术”正在像春雨一样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显示出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其最常见的面孔就是建筑装饰、城市雕塑和装置。
从菊儿胡同的改造说起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个北京普通居民小区的改造震动了国际建筑界。菊儿胡同这个在国内被评为一般好的设计改造，却荣获了亚洲建筑师协会金质奖章（1992年）、联合国“世界人居奖”（1993年）。这一成功的核心是突出了建筑的人文和公共属性。
改革开放初期，城市建设的欠账巨大，居民普遍生活在破败的旧小区中。据1987年的统计资料，北京全市破旧危房的总量超过1500万平方米，达到危房、积水、漏雨程度的“危积漏”房占了很大比重，位于北京东城区的菊儿胡同是其中的典型。
建筑学家吴良镛说：“在中国数以百计的重要历史名城中，一个迫切的任务是如何创造一种社会住宅。不仅满足现代生活舒适的要求，还要使之与原有的历史环境密切结合。”
吴良镛的建筑理念就是建立以人为中心的公共性建筑新理念。他创造性地把人住的房间转化为社会“聚落”。吴良镛说：“聚落的根本要素，还是人。我们有各种建筑，铁路、公路、港口、商场……没有一个不是直接跟人有关系的，但目前这些建筑与人居的需求是割裂的。人居环境科学的提出，就是要把各方面的建设，跟人居的需求结合起来，做系统的考虑。”科学大师钱学森听说后，致信吴良镛说：“能不能把中国的山水诗词、中国古典园林和中国的山水画融合在一起，创立‘山水城市’的概念？人离开自然又返回自然。”
菊儿胡同41号院的改造引发了人们对中国现代建筑人文性、公共性的关注。
从蜗居困境的解脱说起
如果说菊儿胡同改造，是通过艺术设计走外在的扩大、改变之路，那么，在现代城市蜗居一族中，艺术家则通过内部的改造，完成了从生活到观念的转变。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建的北京老楼大多有地下室，往往是阴暗、潮湿、脏乱差的所在。北京设计师周子书对北京朝阳区望京花家地北里302号入口的地下室进行了改造设计。改造前该地下室有40个住户，只有两个厕所。周子书发掘和提升了地下室特有的简洁风格，用最简单的材料和空间尺度，创造出他所创想的“异托邦”的空间。
这个“异托邦”概念包括：一是对地下室室内环境的改造，如把地下室刷上颜色，住户们早晨出门看到的是充满希望的蓝色调，晚上收工回家则看到了温馨的暖色。二是针对人们的思乡信念、老乡观念，用彩色的晾衣绳、衣服挂钩（地下室的特殊符号）构思了一个需要住户共同参与的装置艺术品，其功能就是让每个人在寻找家乡的思念中完成作品，以此来打破住户间的人际交往信任瓶颈。此举被人认为是个“重建社会资本的可视化过程”。三是把地下室错综复杂的路径比拟成横卧的摩天大楼，从而重新“按楼层”编排门牌号码，既实用，又巧妙地转换了人的心理暗示，有一种积极的力量。
从羊蹬艺术的创意说起
常常听见有人呼吁要读读“无用之书”，意思是不要做什么都只为了一个实用的目的，人生有着更为深入的精神体验。实用和艺术，是在历史时空和现实情境下互相转化的。一些我们今天看到的杰出艺术品，在历史的现场，都有着自己实用的目的，如金字塔当年是为了法老皇权的尊严，中国的墓室艺术也是为了墓主人的身份和心愿。如果引导人们从实用的目的出发会如何呢？四川美术学院副院长、雕塑家焦兴涛主持开展的“羊蹬计划”或许有所启发。
贵州桐梓县羊蹬镇位于渝黔交界处。2012年，焦兴涛于此发起“羊磴艺术合作社”这一艺术实践项目，目的是和山民“商量着做艺术”，希望能让艺术重回生活现场，在日常生活中重建艺术和生活的连续性。
——乡村木作。当地山区生产木材，项目组认为：农村木匠习惯了不加思考地进行手中的工作，也习惯了完成一件东西的满足感，很难主动地解决问题。所以，项目组的工作就是要逐步唤起当地木匠对手艺的信心和对木工劳作的乐趣，并且最大可能地唤起创造力。当地木匠被告知大家来做个合作，做一些自己想做却没什么实用价值的东西。开始时，木匠们束手束脚，觉得不会做。一个做棺材的木匠把大小棺材做成一摞，大家一看，有点不同了。另一件作品是选取几位木匠的年龄，作为尺寸依据，做了一个桶壁高低不等的木桶。木匠们的兴趣激发出来了，提出要加入“羊磴艺术合作社”。
——“冯豆花美术馆”。冯木匠家开了一个豆花店，项目组希望把它做成一个卖豆花的“美术馆”。他们把豆花店的餐桌换成雕刻有日常用品的艺术餐桌，在墙上挂上艺术品，从钱包、帽子、手机、香烟盒、打火机、钥匙到筷子、调味碟、盘子等，都是着色几可乱真的雕刻作品，这些都定期更换。豆花店从此生意火爆。隔壁的西饼屋老板坐不住了，要求也参加这个计划。
焦兴涛表示，“羊磴艺术合作社”的初衷，是试图寻找中国传统文化的某种根性。散落在传统农业社会中的手工劳作，匠人对技艺和材料的执著和坚守，也许正是传统工匠精神和艺术追求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