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费正清所著《伟大的中国革命》(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一书扉页,注意力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佳评如潮”写到:迄今为止,这是讲述中国革命的最佳著作。当代中国植根于它的历史。对于中国举措与态度的兴趣使人强烈产生追溯它的过去的愿望。在这充满挑战的心智探险中,此书无疑是你最好向导。融学术性与可读性于一体,格局宏伟,能博能精,资料繁富而剪裁精当。各阶层读者,只要他愿意,都可从中纵览这一“从远处看上去庞大而神秘的国度”。
该书脉络清晰,从四个部分描述了中国近现代史:1、晚期的中华帝国:成长和蜕变1800—1895年;2、晚清帝国秩序的变革1895—1911年;3、中华民国时期1912—1949年;4、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1985年。全书时间跨度横越185年。比如第一部分描述了满族人取得政权后,采用了满人和汉人的双重统治,沿袭明朝农业官僚体制以及皇帝直接干预的检查制度。皇帝的职责基本只剩下培养继承人和选拔官吏。费正清还敏锐发现了人口猛增对社会发展走向的影响。
费正清努力用西方人的视角解说和评判这段历史,有针对性地纠正了西方对中国的误解及想象式的“理解”。一方面,为西方世界了解认识中国打开了一条通道,另一方面,也为中国学者展示了一种在不同文明价值尺度基础上研究中国的新颖思路,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作为现代中国学的开拓者,费正清秉承了其他西方著名中国学研究者注意具体问题的研究方法,不只是从哲学思想、文化观念,而且从更实际的中国历史和中国全面的社会问题入手,比如海关问题,逐渐拓展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研究,使用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科学方法,涉猎中国现代历史上几乎所有的重要历史人物,从历史和社会变化的角度深刻地挖掘关于中国的研究。不同于左派和右派,他对这段历史提出了自己的解释,鲜明有力地勾勒了180余年间中国的政治风云与社会变迁。
笔者认为该书有一些可鉴观点。书中谈到,胡适告诫学生们:“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他说: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阿猫阿狗都能做到。就像一个鹅鹉或者一架留声机一样……不研究我们社会的实际需要,只谈什么什么主义,就像一个医生只知道些疗疮癣疥,而不研究病人的病症一样。多么没有用啊!李大钊看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世界浪潮就要来到中国,于是回答胡适说:传播主义就是部分地解决问题。“不管你研究多少问题,只要你不和人民大众联系起来,那些问题就永无解决的希望……我们要一方面研究真正的问题,另一方面传播真正的主义。两方面结合起来才能相得益彰”,可谓真知灼见。
作为现代中国学第一代学者代表的费正清,其开拓美国现代中国学的功绩不可磨灭,但他自身的研究局限性亦不可否认。费正清领导的“哈佛学派”搞的主要是官方史,他们用的是官方资料,研究的是统治人物,反映了美国官方的观点。作者缺乏对中国历史的考证,更多的是站在自己的文化及政治背景下去考察考量中国。他既要忠实于学术,又要为美国的国家利益和现实政治服务,这使他陷入两难境地,也使他代表的“官学”不可避免地要招致各方的批判。理解费正清,就可以间接理解中美关系发展进程的曲折性。
不过,费正清也谦虚地申明过:“不管是谁着手把一个古代文明国家转变成现代化社会的过程,压缩到一本可读的书本中,他都得用高度的概括来对待制度、趋势和运动,而不能讲人民的生活。不过我尽力用美国的非汉学家读者容易看懂的语言,把中国人的经历表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