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味之变

　　1月26日清晨（农历丙申年腊月二十九），贵州省铜仁市松桃苗族自治县迓驾镇迓驾村苗寨笼罩在一片晨雾之中。63岁的麻顺福和老伴特意起了个大早，在贵阳工作的儿子、儿媳这天要带着孙子回来。老两口烧了一大锅热水，等着村里帮忙杀年猪的小伙上门。“呜——呜”，养了一年的猪发出声声嚎叫，和着受惊醒来的夜宿山鸟声，绕山溪流声，一同回荡在这黔东苗寨里。

　　这是腊月里中国乡村的一处寻常景象。按照传统习俗，从1月28日（农历丁酉年正月初一）到2月11日（农历丁酉年正月十五），中国人迎来了传统的新春佳节。在这段时间里，亿万中国人都会回到家中和家人团聚，拜年、祭祖、访友……

　　然而，随着中国逐步由乡土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转变，一些传统的春节习俗逐渐消失，很多人感慨“年味儿越来越淡”。1月25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提出实施中国传统节日振兴工程，以丰富春节等传统节日文化内涵，形成新的节日习俗。

　　那么，作为中国人最重视的传统节日，春节有着怎样的文化基因？人们常说的“年味儿”究竟有哪些变化？如何使春节更加现代化？本报记者春节期间就此走访了一些普通家庭、采访了相关民俗学家。

　　人伦亲情烘托年味

　　麻顺福是松桃县这个苗族聚居区一个普通的苗族老人，和老伴育有1子4女，小儿子已经在贵阳工作、成家。今年过年，老麻不仅杀了过年猪，还泡好了豆子，准备做苗家特色的豆腐。为了给他5岁多的孙子补身子，他特意准备了一只4斤多重的大公鸡。

　　太阳越升越高，村里一些在外打工的年轻人陆续提着大包小包回来了。老麻的几个女儿带着孩子上门来帮忙，扫地、杀鸡、切肉。他一边推磨，一边和老伴推算儿子一家人回来的时间。下午2时许，儿子、儿媳带着孩子终于出现在村头。看着走在前面的蹦蹦跳跳的孙子，老麻和老伴脸上的笑容嵌进了皱纹里。

　　“子女们都在外面找生活，只有过年才难得回来。往年他们不能回来的时候都打电话，现在我们两老都有手机了，联系起来很方便。”老麻说。

　　说起苗寨过年的习俗，老麻还有一个特殊身份，他是祖传的“拔队”传承人。“拔队”是苗族傩戏的一个分支。傩是中国远古时期先民们进行的一种驱疫逐邪的巫术活动。老麻年轻的时候，村里很多人家过年时都来请他帮助家里驱凶纳吉。“现在大家的日子越来越好啰，很少有人来找我了。”老麻说，儿子对“拔队”不感兴趣，他很担心这门手艺会失传。

　　2月1日（农历丁酉年正月初五），留在北京过年的徐楠带着父母去逛庙会。1978年，他出生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后来到北京读大学，毕业后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工作至今。这些年，每到过年时他都将父母接来北京团圆。

　　说起年味儿，徐楠直言“人情味不如以前那么浓”。“我小时候住在哈尔滨工厂区的家属楼里，平时邻里之间交流很多。我爸妈初一早上6点起来，楼上楼下拜年就得拜一上午。正月里走亲访友也很多。”徐楠说，迁居北京后，都市生活增加了家人和亲戚间的隔阂感，跟邻居也只是点头之交。“春节是沟通亲情的好机会。”徐楠说，他还准备带父母和家人出去泡泡温泉。

　　“中国年的核心就是关于家的文化。”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刘晓峰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论语·为政》说：“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春节期间亲人们短暂的相聚，正是民俗学意义上的一个时间的过渡仪式，让人们在与亲人的重聚中，找回过去，找到家的温暖。

　　年味因时代而变化

　　贴春联、祭祖先、吃年夜饭、发压岁钱、放鞭炮、相互拜年，这些都是春节的传统民俗，也是人们心中默认的“年味儿”的重要标配。然而，随着中国社会逐渐由传统的乡土社会走向工业化社会，很多民俗正在消失，或被更现代化的方式取代。

　　麻顺福对年味儿最大的感受是年夜饭的不断丰富。他至今仍记得自己4岁（1958年）过年时只能吃几根红薯。“文革”期间，过年时，他家分到两斤肉的指标，“但肉很难拿到手，大家都跟在大队屠户的后面等着，有时候一跟就是一天”。上世纪80年代实行包产到户后，他家终于有了自己种的粮食，“那时候人都饿怕了，种的粮食要人去守夜，生怕被人偷了，过年没的吃”。如今，老麻家的谷子堆成山，他还养了几十只鸡，“现在过年吃的东西和平时差不多”。

　　时代在变，中国人对年味的理解也在发生变化。

　　“这30多年来，中国人在衣食住行各方面都得到了极大改善，相对来说，像春节这样的传统节日就显得没那么突出和重要了。”作为改革开放后出生和成长的一代人，文化部中华传统技艺研究与保护中心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宋颖博士对年味儿有自己的理解。

　　宋颖分析说，从“衣”上，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网购和现代物流业的发展，新衣服不再是过年时才能穿的奢侈品。从“食”上，以前物资十分匮乏，很多食物只能过年才能吃，现在大家都能吃饱吃好，开始讲究怎么吃得健康。从“住”上，大家庭、层进式的院落越来越少，随着城镇化发展，不少农村住户还搬进了楼房，让祭祖、上坟、拜年等传统习俗难以合家举行。从“行”上，随着移动订票和网上支付的出现，人们可以便捷地乘坐高铁、飞机到国内外各地过年了。

　　“与其说‘年味儿变淡了’，不如说物质生活拓展导致了新兴生活方式的产生，春节期间那些传统的、群体式的庆祝方式逐渐现代化了、虚拟化了。当然，这个过程中很多人的精神世界并没有同步跟上，从而也引发了一些问题。”宋颖说。

　　传承年味文化基因

　　徐楠说，春节的习俗和年味是中华民族的一种文化仪式，两者是一种相互交融的关系。祭拜祖先、发压岁钱、相互拜年，这些仪式性的习俗背后，体现的是每个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感恩长辈、关爱晚辈、敦亲睦邻的情感内核，这就是年的味道。

　　“春节的年味儿承载着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我们要守护好这种铸造中华魂的文化基因。”徐楠说。

　　然而，当人们习惯于不吃腊八粥不忙年、不除尘不守岁、不放鞭炮不看花灯，当一些传统习俗和过年方式逐渐被放弃，我们又该如何把握住年味儿中的“变与不变”呢？

　　宋颖认为，变化的只是生活的表象，春节求福纳祥的“年味儿”并没有变。年味儿的传承和创新需要借助“人”的力量，只有在“人”的“生活”中才可能产生拥抱未来的可能性。

　　在中办、国办最近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融入生产生活被作为提振包括春节在内的传统节日的重要途径。宋颖表示，对于公众来说，想要拥有并沉浸在过年的氛围和味道中，就要关注和参与到春节等传统节日的复兴中来，用自己的语言、行动、生活和研究来重新讲述和表现它。最近，她开始设想将一些饱含年味的中华传统文化和民间技艺与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技术结合起来。

　　徐楠对此分析，经历了20世纪初的新文化浪潮，20世纪中叶民族国家的体制性建设以及西方文化的现代化冲击，在破旧立新的意识观念下，中国像春节这样的传统节日内在的宇宙观念、知识体系和支撑它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已经发生了现代性变迁，这就决定了重塑传统节日民俗是一项长期性、全局性的工程，需要政府、社会各方面的主动参与。

　　“对于春节来说，从年到年的味道传承需要一个黏合剂，即公众的精神世界。”徐楠说，春节很多民俗比如祭祖，即便不能再现它，政府文化部门、学者、民俗学家也应该创造条件，让公众对其有所了解，因为这将滋养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重塑传统节日民俗，就是重新发明一种价值观。国家层面的文明与和谐、社会层面的自由与平等、个人层面的爱国与友善，都可以得以培育和彰显。这需要我们有足够时间和耐心来完成对传统节日习俗的省思、认同和创新。”徐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