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新医学“行医救命”（商界传奇）

　　翻看李戍的履历表，几乎每一项都令人艳羡：在哈佛大学攻读两年就被提前授予博士学位；毕业没多久就在亚利桑那大学担任教职；29岁管理英特尔公司辖下著名的晶圆六厂；31岁管理摩托罗拉主要研发中心；34岁就任世界50强联信/霍尼韦尔国际公司副总裁；42岁创立后来在集成电路行业数一数二的美国捷智半导体公司……“好像每一次都是机遇把我推向不同的领域。”和本报记者聊起自己曾经经历的一次又一次“跨界”，李戍笑称自己就像一个“万金油”。

　　而如今，李戍的名片上写的是J&J投资公司董事长、美国百人会会员、国家“千人计划”学者。他说，从差不多8年前起，自己开始安下心来只做一件事——“行医救命”，推动新医学技术的产业化。对他而言，这是职业生涯里最大的一次“跨界”，又是一次“最容易的选择”。因为他坚信，“孵化好的医疗技术比发明好的技术更为重要，只有孵化出来实现产业化的技术，才能真正造福人类。”

　　一种中美互补的商业模式

　　“我现在正重点孵化的一个项目是做癌症的早期检测和早期干预，如果实现突破，可以将癌症的治疗前移，让这种‘不治之症’变成一个容易治疗的慢性病。”坐在一间一尘不染的办公室里，李戍向记者缓缓讲述自己现在的工作。他的语调一如外表，平静温和，但那双深邃的眼中隐隐可见兴奋的光芒。

　　这份事业，他已做了近8年。

　　2007年，当李戍以创始人身份将美国捷智半导体公司送上纳斯达克主板，又将其以高价卖给苹果公司创始人史蒂芬·沃兹尼克和前CEO吉尔·阿梅里奥时，他已然站在事业成功的高峰。

　　接下来该做些什么？两年之后，李戍为自己确立了新的方向。“我要做一些‘行医救命’的事。”他说，这与自己长久以来对新医学的浓厚兴趣有关，更源自想对社会有所回馈的善念。

　　李戍聚焦的是癌症、老年痴呆等重大疾病。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些疾病对于人们来说基本就是一场“打不赢的仗”，一旦得病就很难治愈，病人、家庭乃至社会都不得不因此承受极大痛苦和沉重负担。

　　“新医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用新的医疗技术和治疗方法，在早期对这些疾病做出诊断，由此使整个疗程前移。”李戍要做的，就是投资孵化那些研发相关技术的企业，搭建一个新医学技术的转化平台，将实验室里的先进技术转化为对社会有益的诊疗方式。

　　早在1990年，李戍就曾出于兴趣，与朋友合伙在美国开了一间新医学及抗衰老中心。而这次，打算全身心投入新医学领域的他，决定尝试一种更为大胆的商业模式：结合中美两国的各自优势，将美国的先进技术引入中国孵化，在中国完成临床转化和快速产业化。

　　“我很幸运，一半时间在中国成长，另一半时间在美国成长，熟悉两国文化，而中美又是现在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两个大国。”在李戍看来，美国有全球领先的创新能力，中国有广阔的医疗市场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两者叠加，这份得天独厚的优势正是他的最大机遇。

　　其实，李戍还有一份“私心”，那就是为中国医疗行业引入更多世界领先技术。因为他相信，在这个生物医疗技术发展如火如荼的时代，中国有机会也有能力走到世界前列。

　　李戍判断得没错。中国的孵化环境没有让他失望。2014年，他引入中国孵化4年的西比曼生物科技公司在纳斯达克主板敲钟上市。短短4年，从一张白纸到在美板上市，这样的速度在同行眼中堪称奇迹。而李戍也通过引入技术和投资项目，为国内医疗改革实现双向转诊等目标提供助力。

　　一个更加广阔的转化平台

　　最近半年，李戍开始尝试将这种商业模式的正面效应辐射更广。

　　2016年9月，第一个国家级生命健康产业创新示范区在秦皇岛北戴河获批设立。能否依托这首个国家级医疗新区，在国家层面建立一个更大的医疗技术转化平台，将更多国际先进技术引进中国，进而转化为临床应用？

　　政府有这样的迫切需求，在国内外新医学领域拥有丰富资源和转化经验的李戍成为极为合适的合作伙伴。

　　对此，李戍欣然应允。“我一个人同时孵化五六个项目已经力不从心，但是如果国家来做，我能帮助孵化无数个项目。”这正是他更想做的事。

　　事实上，这已不是李戍第一次做“铺路人”。早在2002年，当时身为美国捷智半导体公司的创始人，李戍就曾为中国引入美国先进的射频技术，为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的起步提供一记有力“助攻”。

　　如今，目光敏锐的李戍已然看到中国在新一轮生物医疗技术革命中的更大潜力。他愿意再次成为其中的推动者，而在中国医疗市场的近10年深耕，让他比之当初更有底气。

　　当然，这份对于中国市场的得心应手并非全都因为幸运。李戍坦言，最初，虽然手握世界领先的技术，但在中国做民营医疗，依然“比想象得艰难很多”。

　　最难的是树立品牌。李戍在回国之初就发现，要让孵化的医疗企业品牌被国内市场所接受，不是易事。但他坚信，“医学靠的是硬功夫”。因此，他选择用最高标准做“敲门砖”。

　　李戍还记得，几年前，他孵化的西比曼生物科技公司刚在中国落地时，国内在细胞制造方面还没有制定欧美那样非常明晰的法规，只有一些宽泛的标准。然而，企业刚刚在上海建厂，他就毫不犹豫地决定，一切按国际标准做。

　　“这意味着花更多的钱。”李戍给“国际标准”做出一个直白的解释。从建厂，到细胞原材料，到质量控制，再到临床试验，每一个环节，企业都需要投入远超一般的成本。

　　而正是这种坚持，让李戍孵化的企业凭借过硬的技术，在国内市场逐渐打响品牌。“一些国内大医院都治不好的病，到我们这儿治好了，这种案例越来越多，口碑自然就建立起来了。”

　　现在，李戍要做的是引入更多国际技术和国际标准，让中国医疗产业与世界更快接轨。

　　一份必不可少的医学教育

　　对于李戍而言，一切努力都源自“行医救命”的初心。只要与此有关，即便没有收入回报，他依然充满热情。

　　前不久，一部名为《与癌症说告别》的3集纪录片登陆国内网站。片中，来自美国科学院、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莫非特癌症研究中心等美国知名研究机构的十余位专家，围绕癌症的生成、治疗与预防，深入浅出地讲解了目前国际最新的权威研究成果。

　　对于国内许多对癌症知之甚少的观众来说，这是一部很好的“扫盲”片。它的总监制正是李戍。

　　“当初制作方找到我时，我特别赞同做这样一部片子，为他们提供帮助是义不容辞的。”在新医学领域经营多年，李戍很早就发现，中国缺的不只是先进的医疗技术，还有必要的医学教育。比如对于癌症，人们总是“望而生畏”，却在国内很难找到一部与此相关的宣传教育片，从中获得科学的认识。

　　一年多前，听说几家国内媒体有意于制作一部介绍癌症的纪录片却缺乏资金和资源，李戍爽快地伸出援手。除了赞助大部分制作资金之外，他将更多心力用于牵线搭桥，帮忙联系美国癌症研究领域的顶尖学者接受采访。

　　这份工作听来容易，做来却格外费劲。李戍不仅要说服这些学者接受中国媒体的访问，还要亲自带着制作团队逐个登门拜访。有那么几周，这位总监制成了“免费向导”，带着团队在偌大的美国来回穿梭，采访拍摄，“几乎一天换一个城市”。

　　在精明的投资者眼中，时间就是金钱。而李戍却沉浸于这份毫无收益的“投入”，乐此不疲。事实上，为了这部片子，他前前后后忙碌了近一年。因为在他看来，“对于大众的医学教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李戍说，今后他还希望能够带着美国最好的医生去中国边远地区义诊，这是他一直以来的想法。无论做投资，还是做慈善，他将在中国的新医学领域扎得更深。

　　如果说“跨界”是李戍前半段事业生涯的主题词，那么关于未来，他做出一个截然不同的选择，那就是坚守。“我已经决定，下半生就是做‘行医救命’的事情，不会离开。”李戍笃定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