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纪录片迎来新媒体机遇

　　“中国古代人讲究格物，就是以自身来观物，又以物来观自己。在修文物的过程中，他跟它的交流，他对它的体悟，他已经把自己融入到里头。文物的目的就是为了传播文化。”近来，故宫文物修复师屈峰的一段话，透过纪录片，感染了无数年轻人。

　　今年年初，聚焦文物修复故事的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亮相央视，随后又在“二次元”文化的“策源地”——视频网站“哔哩哔哩”迅速走红。

　　以“网红”之姿成为年轻群体热议的现象级作品，《我在故宫修文物》并不是第一个。近年来，一大批纪录片纷纷“试水”新媒体平台，实现收视和口碑的双丰收。新媒体环境下，中国纪录片迎来了转型发展的“第二春”。

　　成功之道：诉诸匠心

　　在业界看来，《我在故宫修文物》的走红并不意外。

　　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艺术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慧瑜认为，这部纪录片恰好把躲藏在文物背后的默默无闻的劳动者呈现出来，并赋予这种平凡的工作以美学的、诗意的价值。因此让青年观众迷恋和感动。

　　该纪录片导演萧寒也表示，很多年轻观众被故宫文物修复师们“择一事，终一生”的工匠精神所打动。这种坚持和耐心，正是当下最缺失的。

　　诉诸情怀、对创作真诚，追寻匠心、对内容用心，是《我在故宫修文物》获得广泛共鸣并在新媒体平台迅速二次传播的重要原因。据介绍，从2010年开始，纪录片的主创团队就开始关注文物修复师这一群体。10万字的田野调查报告、4个月集中拍摄、7个月重新剪辑推出电影版——纪录片成功的背后，是创作团队“七年磨一剑”的坚持与耐心。

　　《我在故宫修文物》的大热，让人回想起几年前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在张慧瑜看来，两者在内容上也有相似之处，一种是“文物修复师的禅意”，一种是“舌尖上的美味”，这种非物质的、工匠或农业的劳动，更能被消费主义时代的人们欣然接受。

　　事实上，在《舌尖上的中国》走红之后，类似题材和形式的纪录片层出不穷。但模仿者众多，成功者寥寥。归根结底，还是内容不给力。腾讯视频纪录片频道主编黄平茂说：“好的作品可以洞穿平台，好作品的要求也是一贯的，要有好的题材、好的故事。”

　　井喷发展：爆款频出

　　刚刚过去的2016年，中国新媒体纪录片呈现井喷之势。据不完全统计，去年纪实影像的全网点击量约50亿次。各大视频网站发力纪录片制作和播出，观看量过亿的影片不断涌现。业界形容，纪录片俨然成为视频网站的下一个风口。

　　2016年6月，十集医疗题材纪录片《人间世》在爱奇艺等平台播出，引发各界关注。这个动用8个摄制组、耗费2年时间在上海大小医院拍摄的纪录片，真实再现了医患双方的关系，其豆瓣评分更是高到9.6分。

　　据中国传媒大学中国纪录片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以往全网点击量最多的是法制类、揭秘类、军事类等内容的纪录片。到了2016年，以历史、社会现实、工匠等“中国故事”为题材的纪录片上升到第一位。其中，历史、社会等题材的纪录片的数量基本上占了80%左右。

　　可以说，新媒体为纪录片提供了强有力的播出平台，也培养了年轻网民的纪录片收看习惯。“我们现在观察到受众更愿意看到的是和自己相关的东西，所以我们的目标人群也变得比较年轻，会关注比较年轻和新鲜的东西。”凤凰纪录片负责人胡婧雯说。

　　中国传媒大学中国纪录片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宁认为，新媒体环境为纪录片发展带来了足够多的机遇，网络视频的发展为纪录片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通过互联网营销、互动营销等手段不断创新纪录片的传播形式，让更多的用户更频繁地接触纪录片。

　　潜力挖掘：打造品牌

　　尽管数量迎来井喷，但纪录片在新媒体平台的潜力仍未完全挖掘。“纪实节目整体在全网占比17%左右，但是点击量不到1%。”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副学部长、中国纪录片研究中心主任何苏六说。

　　新的传播平台，对于纪录片的内容创作、品牌运营、用户策略提出了新的要求。

　　黄平茂认为，要实现纪录片的新媒体传播，要在语态甚至是心态上发生变化。电视“观众”与新媒体“用户”不同，观众是被动接受，用户则是主动选择。这种心态上的不同，就会带来创作意识上的差别。一部作品要思考观众是否感兴趣，如果他们愿意看，最舒服的方式又是什么。

　　爱奇艺纪录片频道主伍文峰表示，内容提供商在当下最大的触动和挑战是如何与别人做得不一样，创作者要做到“分众、分情绪、分人群的内容创作”。他指出，当下平台内容上出现了两种趋势，一种是在短视频风格上有极大信息量的纯知识类纪录片；另一种就是把故事讲得更深更透的纪录片，从精神层面上去满足观众的需求。

　　如今，纪录片的创作、生产和发行日趋专业化和市场化。业内人士指出，只有积极适应“互联网+”模式，高度重视移动端和用户人群，才能给纪录片提供更多的可能性，让平台成为连接“内容方、广告主”的空间，以需求带动运营，打造自有的现象级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