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招”公平不在于提分数线

　　近日，教育部办公厅下发《关于做好2017年普通高等学校部分特殊类型招生工作的通知》（简称《通知》），对当前社会关注度较高的艺术类、高水平艺术团、高水平运动队、保送生等4项特殊类型招生工作进行进一步规范，要求逐步提高对考生文化课成绩录取要求。

　　保送生等特殊类型考生招生，一直是社会舆论高度关注的领域。教育部每年都会发文，规范招生，但未能从根本上消除社会对特殊类型招生存在潜规则的质疑。

　　其实，提高文化课成绩要求，某种程度说，是无奈之举。本来，保送生、艺术或体育特长生招生，就是要打破以前的单一分数评价、录取体系，给少数有特长的学生，提供进大学的途径。

　　提高文化课分数，貌似提高了录取门槛，却可能把真正有特长的学生排除。比如，人们常拿钱钟书、吴晗的数学成绩来质疑目前的高考升学制度，特殊类型招生按理就是针对像钱钟书、吴晗这样的考生设计的，可很显然，如果对他们提高文化课成绩要求，这条路也堵死了。

　　提高艺术考生的文化成绩要求，意在防止“特招”中的潜规则，可是，根据艺考生的现状，提高文化课成绩，非但不能治理“曲线高考”，反而可能加剧“曲线高考”——有艺术特长的学生，因文化课成绩差，而难以达到文化课要求，无法实现艺术梦想，而那些没有艺术特长，文化课稍差的学生，经过突击准备艺术类考试，反而走通艺考道路。提高文化课成绩的目的，无非是为促公平，而既促公平，又关注真实特长，有更好做法。

　　首先，高校应建立独立的招生委员会，负责制订招生标准，并监督实施。目前，高校招生类型考生，拥有一定的自主权。在使用招生自主权时，缺乏有效的监督，基本就由行政部门负责。这就很难避免招生中的权学交易和钱学交易。

　　提高文化课分数，实质是不信任学校自主权，由考试部门设定门槛。从长远看，高考改革必须落实学校自主招生，而要让高校用好自主权，就要建立独立的招生委员会，不受学校行政制约，也就能逐渐消除行政干预招生以及由此滋生行政利益勾连的潜规则。

　　其次，要实行招生信息全公开。事实上，教育部多年前就要求高校要公布特殊类型考生的信息，接受监督，可是高校公布的考生信息是极为粗略的，大多只公布了姓名、性别、省份、毕业中学信息，这根本无法让公众知道这名考生是否符合特殊类型招生条件。

　　便于公众进行监督，就要公开不涉及隐私的所有信息，包括保送生、艺术、体育特长生的获奖信息，学校进行测试（笔试和面试）的表现。每位特殊类型考生招生，都应该有一份独立的招生报告，这在信息时代完全没有问题，只需在公示页面，增加一个链接即可。

　　以上做法，是推进学校进行现代治理改革、建立现代学校制度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落实高校自主招生权而必须推进的改革。高校之所以没有推进这一改革，根源在于目前学校治理还实行行政治理，改革也由行政部门主导，所以，所谓的“改革”并未触及调整学校内部治理结构的实质。于是，有关的行政监管措施，只是治标而不治本。

　　一边说要关注学生的个性、特长发展，而另一边，更强调考试分数在录取中的作用，学校的自主空间被压缩。这是教育必须避免的倾向。

　　（作者为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