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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指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绵延发展、饱受挫折又不断浴火重生，都离不开中华文化的有力支撑”，“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其中，革命文化就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饱受挫折而浴火重生的历程中不断发展起来的，它始终关切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以其爱国主义的文化品格，科学、民主的文化追求，在反思与批判中继承并发展了中华传统文化，成为中华文化发展进程中继往开来的重要形态，是我们今天坚定文化自信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源。
革命文化聚焦国家命运
“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回首历史，自1840年以来，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从那时起，建设革命的新文化，改变国家命运，便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经历了百年风雨，1940年，毛泽东主席结合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指出新文化应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强调建设这样的新文化“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同时“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又云：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
此一论断，以理性的文化自觉和高度的文化自信否定了顽固守旧与全盘西化两种观点，赋予新文化鲜明的民族性与世界性；与此同时，明确了新文化的最终使命，即改变国家命运，建设一个新中国。对新中国的憧憬，可以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的开端，正如梁启超先生《少年中国说》云：
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立乎今日以指畴昔，唐虞三代，若何之郅治；秦皇汉武，若何之雄杰；汉唐来之文学，若何之隆盛；康乾间之武功，若何之烜赫……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如其老大也，则是中国为过去之国，即地球上昔本有此国，而今渐澌灭，他日之命运殆将尽也。如其非老大也，则是中国为未来之国，即地球上昔未现此国，而今渐发达，他日之前程且方长也。
中华民族之所以拥有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因为我们曾经拥有唐虞三代、汉唐盛世，那些辉煌的历史不容抹杀、不容割断。因此，梁启超在反思“老大帝国”之际，首先回顾了“畴昔”，这一回顾不是要接着做天朝上国的迷梦，而要“立乎今日”——面对近代中国的贫弱与屈辱，扪心自问：我们是否有信心、有能力再造一个“郅治”“隆盛”之局呢？这势必需要放眼当下，把握世界大势，面对自身的种种弊端，坦然视为“过去”而决然厘革，更当有取于西方诸国之长，愤然求诸“未来”。唯其如此，中国才不至忍受“老大帝国”之讥，才能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如果说，以敬重之心发掘光辉历史是坚定文化自信的基础，那么，以开放之心推动革命进程便是坚定文化自信的动力。在这一点上，旧民主主义与新民主主义的伟大革命家们以其民族情怀和世界眼光，为革命文化的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引。
爱国实践塑造革命文化
革命文化之所以在近代百年间异军突起，不仅由于伟大革命家的理论指引，更重要的是有赖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的伟大实践。陈毅元帅诗云：“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在革命斗争的伟大实践中，革命者们继承了孔子、孟子所表彰的“杀身以成仁”“舍生而取义”的道德精神。然而，他们所献身的“仁义”，已不再关乎一朝一姓的兴亡，而是为着民族的独立与人类的解放。在井冈山上，在长征途中，在抗日烽火和解放战争的硝烟里，无数英雄事迹，一次又一次生动诠释了舍身报国的精义，奠定了革命文化在历史进程中的独特地位。
除此之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统区民主运动，高扬着爱国民主的旗帜，也是革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有“民主堡垒”之称的西南联大，大批知识分子投身民主运动的洪流之中，不惜献出宝贵的生命。其中的杰出代表闻一多先生曾在《文艺与爱国》一文中说：
也许有时仅仅一点文字上的表现还不够，那便非现身说法不可了。所以陆游一个七十衰翁要“泪洒龙床请北征”，拜伦要战死在疆场上了。所以拜伦最完美、最伟大的一首诗也便是这一死……我们若得着死难者的热情的一部分，便可以在文艺上大成功；若得着死难者的热情的全部，便可以追他们的踪迹，杀身成仁了。
对于文学家而言，文艺创作的成功固然是他毕生追求的；然而，一位爱国的文学家，他的成功的最高表现形式是亲身参与爱国运动的伟大实践，哪怕为此付出生命；他的文艺创作也因其伟大的爱国情怀而获得不朽的价值。由此可见，真正的爱国主义者能够超越一己之私，也能超越象牙之塔，而以殉道的精神追求人类解放、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崇高理想，此即革命文化最重要、最本质的呈现。
伟大的爱国实践不仅塑造了革命文化，而且激励世人站在文化自信的基点上，把握中国历史的发展轨迹以及革命文化的时代使命。正如冯友兰先生在总结抗战胜利的意义时说：
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
如前所述，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的自信已然萌发于国人心中；直至抗战胜利，这一自信更为坚定了。前所未有的全胜之局，促使国人思考是什么支撑着中华民族屹立不倒呢？回顾古希腊、古罗马，其文化发展的历史早已中断，唯独中华文化延续至今；欧美诸国虽然雄于当世，其文化发展的历史却难与中国比肩。要之，当世之中国，既不同于欧美列强，也不会像古希腊、古罗马那样衰陵下去，其原因在于中华民族既能延续自身的文化传统，又勇于革新，勇于创造新的文化传统。这种勇于革命的精神，可以追溯到3000年前的周武王革命——冯友兰先生引用了《大雅·文王》的话作为参照，毛泽东主席更是将武王革命誉为“武王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从这个意义上讲，革命文化无疑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并且不断地激活传统、延续传统、创造传统。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讲师，文学博士）
（本文配图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