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亿张选票里的中国民主

　　11月15日上午，在北京市西城区中南海选区怀仁堂投票站，习近平总书记郑重地将一张选票，投入到镶嵌着国徽的红色票箱中。

　　12月2日，福建厦门集美中学的区级第107选区第2投票站，刚刚年满18周岁的高二学生马若阳，兴奋地投下自己的选票：“终于体验到课本上所说的选举权了！”

　　从2016年开始，中国新一轮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陆续展开，从国家领导人到普通公民，全国9亿多选民参加选举，这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基层民主选举。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社会政治稳定与政治参与两者之间达成平衡的制度保障。”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9亿人投下“神圣一票”

　　面对本选区的4名人大代表候选人，白发苍苍的韩月爱显得有些激动。“人民的困难事，人民代表要帮着办啊。”她从椅子上站起来，提高了嗓门，向候选人陈鹏提出了养老床位难找的问题。

　　听到韩月爱的提问，台上的陈鹏立马坐直身子，认真地回答道：“如果当选，我将向区民政等部门建言献策，推动社区养老驿站建设。”

　　韩月爱是北京市石景山区八角北里社区居民。这是11月10日石景山区选举委员会八角地区分会第三选区正式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会上的场景。在对候选人进行一番“面试”后，韩月爱与所在选区的2300多名选民选出3名区人大代表。

　　在全国，有9亿多选民将投下自己“神圣的一票”。根据宪法关于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5年的规定，自2016年开始，全国县乡两级人大将陆续换届。全国将有9亿多选民参加这次县乡人大换届选举，直接选举产生250多万名县乡两级人大代表，并在此基础上依法产生新一届县乡两级国家机关领导人员。选举工作涉及全国2850多个县（市、区）、32000多个乡镇，是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根据选举法，年满18周岁的中国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中国五级人大代表都由民主选举产生，选举分为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

　　11月27日，是重庆市云阳县县乡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投票的日子。这一天，尽管寒气逼人，但在全县的几百个投票站现场，横幅高悬、人头涌动。

　　上午9时，故陵镇第三选区宝兴村投票站投票开始，现场顿时沸腾起来。“左边的票箱是投县代表的、右边的票箱是投镇代表的。请大家一定区分清楚，不要投错了。”工作人员一边维持秩序，一边引导选民往两个不同的票箱投票。

　　82岁的吴明山不识字，眼睛有些老花，但他谢绝了工作人员代写选票的好意。他让工作人员把候选人的名字按顺序念给他听，然后，颤抖着填完选票。吴明山一边将选票投进票箱，一边说：“这些候选人谁办事热心，我比谁都清楚。”

　　在现场，有一辆鄂字牌照的出租车。车主叫石光学，在湖北宜昌跑出租。一天前，他开了4个多小时的车专程回来投票，投完票后，还要赶回宜昌。来回奔波只为了“能够亲手行使权力”。

　　“县、乡是中国行政体系的末端或者基层，这两级是人大制度权力的最初来源。中国领导层对这两级选举的重要性有充分认识。”郑永年说。

　　60多年制度不断完善

　　17张选民证，张张崭新如初。这是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94岁老人窦宇宏跨越半个世纪的珍藏。

　　第一次选举，窦宇宏毕生难忘。

　　那是1953年12月25日。提前10多天，街道干部上门发选民证。“喏，就是这张。”老人挑出纸质呈暗黄色的一张，上面用繁体字记录着选举人姓名、性别、年龄等事项。

　　“什么是民主选举？”当时的窦宇宏一头雾水。选举当天中午，他到附近冰窖口胡同一处平房里投了票。

　　63年后的2016年11月15日，窦宇宏在家人的搀扶下，再次参加了投票选举。如今，他对民主选举早已有了深刻体会。他说，“如果老天爷让我多活几年，我还会参加下一次选举。这是我的公民权利，也是义务。”

　　窦宇宏与17张选票，见证了中国民主制度的发展完善。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民主政治的集中体现，而选举是民主制度的基础环节。1953年2月11日，中国第一部选举法诞生，中国的社会主义选举制度由此确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选举制度经历了3个历史性跨越：一、1979年选举法修订，把直接选举人大代表的范围由乡镇扩大到县一级；二、同是1979年选举法修订，将等额选举改为差额选举；三、2010年，选举法再次修订，从城乡按不同人口比例改为按相同人口比例产生人大代表，全面实现了选举权的平等。

　　12月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发展权：中国的理念、实践与贡献》白皮书显示，在当选的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2987名代表中，来自一线的工人、农民代表有401人，占代表总数的13.42%；妇女代表699人，占代表总数的23.4%；少数民族代表409人，占代表总数的13.69%。

　　制度在革新，细节也在完善。今年，上海市为了动员选民参选，首次制作了换届选举微动漫，拍摄了公益宣传片和基层代表履职风采电视专题片，借助微信、楼宇电子屏、移动电视等新媒体滚动播放。

　　60多年来，中国的民主制度除了逐步增强平等性外，在保证公平、公正方面也进行了不断探索。本次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尤为严格。11月15日，习近平在参加北京市区人大代表的选举投票时强调，要加强对选举工作的监督，对违规违纪违法问题“零容忍”，确保选举工作风清气正。

　　“我全程没有花过一分钱。资格审查人员到我公司，盒饭都没吃一个。”湖南长沙市雨花区人大代表李章说，自己的当选经历、其他代表的精神面貌都让他感到“和过去想象中的不一样”。

　　目前，湖南已经完成乡镇人大换届选举，县、市区人大换届选举也即将收尾。湖南深刻吸取衡阳破坏选举案教训，专门成立换届风气监督工作小组，今年以来通报各类违反换届纪律典型案例53期，涉及452人次。

　　新模式世界逐渐认可

　　11月15日，乌克兰首都基辅爆发大规模示威活动，6000多人走上街头表达对银行倒闭的不满。

　　乌克兰、利比亚……西方民主给他们带来的不是安定和平，而是纷争动乱。“街头政治成为这些民主政治的共同点。”郑永年认为，西方社会的议会政治到了非西方社会，往往演变成街头政治和暴力。

　　英国自由主义先驱霍布斯在其著作《利维坦》中提出，秩序比其他任何东西都要重要，没有秩序就没有社会，秩序是自由的前提。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社会政治稳定与政治参与两者之间达成平衡的制度保障。”郑永年说。

　　有序正是中国民主的重要特点之一。2014年9月5日，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提出了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否民主的8个标准，第一条便是“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徐显明认为，在人数如此众多、差异如此巨大的中国，如果每项国家决策都要一人一票，这个国家必将陷入瘫痪。这是中国的特殊国情。因此，必须找到一个既能集中人民意志，又能消除异见的办法，这就是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人类民主宝库中的中国智慧，是一种高效率的民主制。

　　在此次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过程中，有西方国家借“独立候选人”问题批评中国的政治制度。在郑永年看来，“这是因为他们站在西方的角度来看中国政治，而非从中国本身的实际出发。他们很难看到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

　　郑永年认为，这里涉及两个重要的政治概念，即选拔和选举。选拔制度是中国传统政治的精髓，在中国存在了数千年。而选举对中国来说则是相当新鲜的事物，是近代之后才进入中国的。中国没有拒绝这种来自西方的制度，但也并非完全照抄照搬，而是把选拔和选举制度结合起来。从程序上来说，选拔和选举的结合就是首先选拔一些优秀代表候选人，然后让人民来选举。

　　在不少西方人的脑海中，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即“西方式自由民主是人类历史的最终政体形式”。这一观点出自日裔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在1989年发表的《历史的终结》一文。但是，郑永年认为，“中国必须给自己一个机会，同时也给其他国家提供一个不一样的选择。”

　　经过60多年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实践，中国新型的民主制度逐渐得到世界的认可。由美国时代出版公司出版的《习近平时代》一书中指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抛弃简单地根据西欧经验来观察中国的民主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承认，在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中国的民主化”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