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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6年10月15日 星期六

中国画论:从“似”到“意”(品味古籍)

王兆军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6年10月15日   第 11 版)

  美国著名汉学家高居翰在其《中国绘画史》中阐述说:中国绘画以宋为分界,宋以前追求对客观事物的欣赏和描述,最好的画作追求“如临其境”“如见其人”的效果;宋以后,虽然这一传统依然绵延存在,但画家以绘画表达主观美感的意识逐渐强烈,文人画成为主流。东晋时,著名书画家王廙(yì,此人是王羲之的叔叔)就提出“书当自书”“画当自画”,但是更多的是笔墨风格的追求,尚未成为创作对象和主题。可以说,宋代是中国画的转折点。宋之前,画家的笔墨讲究外求,追求一个“似”字;宋以后,逐步走向内求的“意”,并以此为形质,出现了元四家、明四家、徐青藤、八大这样一大批写意画家。

  对于绘画,苏东坡有这样的见解:“论画以形似,见于儿童邻。”就是说,评论画的高低优劣,如果仅以像与不像为准,那就跟孩子差不多——太幼稚了。对于宋以后的画家,直如醍醐灌顶。到了元代,大才子苏轼的这句话,就不可遏制地成了大部分画家的指导思想。元代统治者挤压汉族知识分子的生存空间,那些不能从政为官的学人们便开始玩自己的,做生意,做书画,唱小戏,写词令,搞科研,自由自在,绘画就出现了自我表现的新苗头。

  元四家中,黄公望的山水虽然还保留了传统山水的形质,但已经有了自己的性情,山和树不那么刻板,构图更贴近自然,笔墨有了随心所欲的滋润,《富春山居图》表现得最为明显。吴镇、王蒙也走上了这条路。到倪瓒,笔墨更加清纯,他用近乎荒寒的线条表达内心的高洁,几乎是不顾一切了。

  风起于青萍之末,吹皱一池春水。明代初年,仕途艰难,科举也失去了汉唐的宽大雍容,很多出身富庶之家的江南才俊舍弃了为官的念头,在草长莺飞、鲈鱼堪脍的吴门做起逍遥游子,醉心于书画的大有人在,唐寅、文征明都是例子。在同时代画家中,沈周的风格尤为清宁平和,且一以贯之。仇英虽然是画匠出身,以临摹古画为能,但积水成渊,终于走出了形似的窠臼,侧身于写意之间。这个人是不是有点像张大千啊?

  真正堪称大写意鼻祖的,当推徐渭。徐渭,字文长,号青藤。此人才华盖世,可是一生坎坷,又有艺术家的神经质,性情乖戾,所以被人比为“中国的梵高”。徐渭的笔墨,后人很难学,因为不具备徐文长那样的气质和天赋。清人郑燮(郑板桥)和今人齐白石都很崇拜徐渭,郑燮甘为“青藤门下一走狗”,齐白石恨不能为徐渭铺纸研墨,但他们的风格与徐渭还是相去甚远。后来有清朝的朱耷(号八大山人),也是大写意,成就斐然。但与徐渭还是有微妙的不同。徐渭虽然也有怀才不遇的愤懑,但更加放任性情,创作时身心能完全投入艺术,而朱耷始终对身世耿耿于怀,作品中还有气息不宁的影子。

  经过元四家和明四家以及清初的创作,到苦瓜和尚,中国画的理论有了新的创见。石涛(1641—约1718),本籍广西桂林,僧籍全州,俗姓朱,名若极,出家为僧后,法名原济,苦瓜和尚、清湘老人、大涤子等,都是他的号。石涛是中国画坛的一位奇才,是中国画“黄山派”的创始人。他自幼出家为僧,对禅学有极深的研究,在文学、诗词等各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在禅学思想的影响下,石涛的画风独树一帜,笔墨恣肆纵横,超凡脱俗,不拘一格,意境苍莽新奇,为中国画的发展开创了一派新的意境。他提出极富禅意的“笔墨当随时代”“我自用我法”等主张,痛斥那些闭门造车、摹仿古人、投机取巧的庸才狂徒。他绘画理论的核心,是要求创作者的心灵直接和天道真谛对话,无须东张西望,无须经由清规戒律,就像禅宗所向往的顿悟一样。这一理论,对中国画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直至今天还为人所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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